大量种植园主破产，导致华工失业，逼迫荷兰人开始考虑，如何处置中国人的问题。
荷兰人所想到的办法，是将这些华人分散移往其它荷兰殖民地，如锡兰，进行新的开发工作。
从商业角度来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做法似乎并无不妥。
然而从自身的文化属性来说，中国农民几乎与荷兰商人是对立的，甚至可以说是两个极端。
对于商人来说，因为经济结构调整而进行资源，包括劳动力的调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而对于小农经济思维中国人来说，对熟悉环境的耐受性要强烈的多。
上百年的磨合，已经让巴达维亚沉淀出了成熟的华人社区。
华人并不愿意因为短期的经济困难，就再次背井离乡，去接受未知前途的命运安排。
因此，在18世纪40年代，在两种文明、两种理念的碰撞之下。
爪哇华人社群与荷兰人之间的矛盾变得难以调和。
试图反对迁徙的华人群体，与持强硬态度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之间，爆发了武装冲突。
冲突的结果，导致上万巴达维亚华人，被视为不稳定因素而遭到屠杀。
由于事发地有一条叫“红溪”的河水，这一屠杀事件也被称之为“红溪CA”。
在这里分析“蔗糖贸易”和“红溪CA”的大背景。
更多在于让大家明白，被动卷入全球贸易链中的海外华人社群，其实很难决定自己命运的。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进入上层建筑又可保护自己的利益。
然而纯粹追逐利益的荷兰人，并没有让华人社群帮助其统治殖民地想法。
将华人单纯视作贸易链中一环的做法，使得荷兰人会在有尾大不掉感时。
毫不犹豫的用强硬手段解除威胁，而不是寻求另一种双赢的解决手段。
那么，是不是所有的海外华人群体，都没有看到过掌握自己命运的机会呢？情况也并非如此。
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殖民帝国的形成也是如此。
后世的西方殖民版图，大多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整合结果。
不过虽然列强彼此之间磨合出了势力范围，但具体到对内部诸板块的统治形式，却也是千差万别。
一个客观事实是，西方文明在全球的做大，与地理大发现及后来对世界的瓜分有着莫大的关联。
作为这场盛宴的缺席者，甚至是受害者。
我们在思考个中原因也，也希望能在历史中寻找到，中国人也曾有机会海外再造中华的证据。
我们要占领海外的这些土地，和西方列强所建的殖民地有本质的区别。
既然想把这些地区融合为我国的一部分，那么民族和宗教就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
如何处理好这些问题？将是我们以后很长一段时间要面临的直接问题。
也是非常核心的问题，在理想国这本书中，兰芳共和国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单从名字来看，“兰芳共和国”在历史上是不存在的。
因为这个组织从来没有用过这样政治的名称。
所谓共和国之说，更多是当时的西方观察考察后认为。
其已经具备了“共和”及“国”的两个要素，在外交层面有将其归类为“共和国”和行为。
这样做，更多是为了区别土着马来族群所建立的苏丹国，或者更原始的部落体，以制定相应的外交政策。
先来看看“兰芳”所在的加里曼丹岛的情况。
加里曼丹岛是印泥人在独立后所取的马来语名称。
中国人大都还是愿意称呼它之前的名称“婆罗洲”。
尽管面积是南洋诸岛中最大者，但婆罗洲的开发时间及深度，远不如爪哇、苏门答腊两岛。
相对较偏的位置及不够肥沃的土壤，是造就这一现状的两大原因。
以至于中国人和荷兰人进入开发之时，岛上的大部分土地还是为原始森林所覆盖。
婆罗洲在开发上的滞后，还体现在它复杂的民族结构上。
在一般人的认知中，今天以南洋群岛为居住地，属于南岛语系-印泥亚语族的“马来人”种族集团。
除了在菲律宾北部的部分皈依了tz教以外，这一种族集团几乎能够与绿教划等号。
然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在南洋诸岛上实际还存在部分没有绿教化，甚至还保持原始宗教信仰及生活方式的同语族部族。
尽管在数量上没办法与数亿“马来-绿教”相比，但在局部地区却可形成数量上的比较优势。
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婆罗洲。
在马来国，马来族、华族、印度族是被认可以三大民族。
打个比方，在后世2000多万拥有马来国籍的人口中，马来族的人口占比为54.5%。
华族为24.5%，印度族则为7.3%，另有200多万拥有永久居住权的非公民人口。
那么问题就来了，这三个数字相加不过为86.3%。
还有数量高达300余万的其他“马来公民”隶属于什么民族呢？
除了少量外部移民以外，如西方殖民者后代，这些没有被归类于马来国三大民族的民族。
就是我们刚才指出的，生活在婆罗洲的那部分尚未绿教化。
但在语言、种族属性上却与马来绿教群体相近的部族。
在马来的民族结构划分中，他们有一个尴尬的总称——其他民族。
对于已经成为绿教的马来族来说，婆罗洲非典型性的“马来人”的存在，多少有些敏感。
一方面马来族认为，这些婆罗洲土着天然应该成为绿教徒。
另一方面，这些据守山林的婆罗洲土着，却认为已经绿教化了的马来人，实际是入侵了他们祖先留给他们的土地。
为了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这些“其他民族”除了坚守自己的原始宗教信仰以外，甚至会主动选择jd教等其它宗教信仰。
另外，还有相当部分土着部族，认定自己的祖先是1500多年前从中国西南迁徙而来，华人才是他们失散多年的“远亲”。
出于分而治之的目的，马来国并不愿意给那些，非绿教信仰的婆罗洲原住民一个统一的族称。
在不得已给予族称时，也是将之分别全名为伊班、比达友、乌鲁等名。
但随着婆罗洲，东马的经济，逐渐与马来亚，西马差距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