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六年（1061）七月初三。
立秋日。
眼看天一入秋，地里的庄稼都要被旱死了，可天上却没有一丝要下雨的迹象。
于是，苏轼就按照知府大人的嘱咐，专门写了一篇虔诚的《祷雨天竺观音文》，并带上钱塘县令周邠、仁和县令徐璹到天竺寺祷雨。
说起祷雨这种民间活动，早在我国西汉时期的历史中就有记载，到了苏轼的时代，更是一种连官方也参与其中的所谓祈禳丰收的巫术活动。
我们知道，苏轼在这方面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因为早年在凤翔府时就参与过多次的为民祷雨活动。
祷雨结束后，苏轼一行夜宿灵隐寺。
灵隐寺背靠北高峰，面朝飞来峰，始建于东晋咸和初年，开山祖师为西印度僧人慧理和尚。到这种地方借宿，对于笃信佛学的苏轼来说，是再合适不过了。
美中不足的是，苏轼这两天身体有恙，但还是在这初秋的季节里，抱病游览了杭州的净慈寺，拜访了圆照禅师宗本。另外还游览了祖塔院，观看了虎跑泉，然后再游览了佛日山净慧寺。
正当苏轼在马不停蹄地游览佛寺之际，朝中官员沈括被朝廷派往杭州视察新法的执行情况，沈括此次的具体受命是要巡察两浙的农田、水利、差役等事。
沈括到了杭州，首先与前老同事苏轼畅叙了旧情，还恭敬有加把苏轼这一时期的新作（主要是诗词）抄录了一份，这也是当时文人间的正常交流活动。
谁知，回到京师后，沈括转而用附笺的方式，把认为是诽谤的诗句详细地“注释”理一番，全部交给了皇帝，目的是揭发苏轼在诗文中“愚弄朝廷”、“无君臣之义”。
这是老沈这位大科学家对苏轼的第一次下手，由此引发的连锁反应或说“蝴蝶效应”是：
元丰二年（1079），御史何正臣、李定又上表弹劾苏轼，乌台诗案终于爆发。
次年，苏轼被贬黄州，牵连亲友三十多名，涉及诗词一百多首。
当然，沈括虽不是事件的主谋，但沈括正是“乌台诗案”的始作俑者。
我们在这里先不说沈括的劣迹，这时候苏轼还把他当成是前同事，丝毫没有对此人设防，至少此时的沈括，在苏轼心中尚没有值得特别痛恨的地方。
刘敞的弟弟刘邠这几天寄诗及书信来，苏轼得知刘邠泰州通判的三年任期已经结束，近日将会来杭。
对于刘敞（字原父）、刘邠（字贡父）这对亲兄弟，苏轼不仅都与之有着诗词唱和，而且也都是苏轼值得敬仰的士人。
刘敞博学好古，多藏古器奇物，能识古文铭识，并因此考知出三代制度与先儒所说的有不同之处。苏轼后来的喜爱古器物，大概率也是受到了刘敞的影响。
对于风头正盛的王安石，满朝惟有刘敞、刘攽兄弟敢于抑其锋芒，这也是苏轼所看重的地方。刘原父对于苏轼还曾数度提携，做考官时，对于苏轼和章惇皆以国士待之。
刘邠到杭州后，被苏轼邀请去一起泛舟西湖，其时正值张先自湖州回杭，就一起结伴游湖赋诗。
当苏轼一行乘坐的船只到了湖心处时，有一小舟翩然而至，舟中有一妇人容貌甚美。
及见到苏轼，妇人就自述自己自少年时就极为仰慕苏轼的高名，因为尚在闺中而无缘相见。自己今日已经嫁为人妇，闻公游湖，于是就冒昧上前叨扰。
妇人自称善于弹筝，愿献上一曲，想换取苏轼的一首小词以为终身之荣。
苏轼闻听此言，自然是无法相却，于是乃援笔立就，赋以《江城子》与那妇人。
词中有“一朵芙蕖，开过尚盈盈。何处飞来双白鹭，如有意，慕娉婷。”之句，既实写水面荷花，又是以出水芙蓉比喻弹筝的美人。
苏轼还在词中自注：湖上与张先同赋，时闻弹筝。
可惜的是，张先之词现已不存。
公务闲暇之时，苏轼还游览了孤山上的柏堂及竹阁。正当他们在有美堂中豪饮之时，正好天降暴雨，雨住后，才与陈襄自有美堂乘月夜归。
八月十五，正是钱塘观潮的最佳之际，苏轼自然是不会错过的。
在安济亭上观潮时，苏轼一连写下五首七绝，前三首均无异样，但到了第四首，有句“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八月十五看潮五绝》），被变法派指为苏轼借此言弄潮之人贪污官家利物，致使常常有弄潮儿溺水而亡者，所以朝廷就不得不降旨禁止弄潮。
苏轼的话，也被他人理解为指责朝廷好修水利，却不知利少而害多。
在苏轼的心中，吴越王钱镠（音留）是他的偶像，因为吴越王曾经以弓弩射击潮头，与海神恶战，杭州城连年被潮头直打罗刹石，吴越王钱尚父张弓以待潮至，逆潮头而射之，由是潮退。自此以后，潮水便不敢轻易地接近杭州城头。
正当苏轼在安济亭上兴致勃勃地观潮之际，他的老朋友、钱塘县令、周邠的老丈人陈舜俞却独自在垂虹亭赏月。
赏就赏吧，重情重义的老陈当场还作了诗怀念和苏轼一同游玩的时光。
到了杭州以后，苏轼的词作也慢慢多了起来，在观潮时写下了《瑞鹧鸪》，在本月重游风水洞时又写下了《临江仙》，只是，此际苏轼的词都仍旧是停留在写景状物之上，他的“豪放派”词风还远未形成。
大家知道，苏轼的词开豪放一派，被誉为词仙。想必在大多数人看来，这位伟大的词人应该很早就进行词的创作了。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而是在他三十七岁之后才开始学习填词的。
叶嘉莹先生通过研究发现，其实苏轼早期作品中，并没有作词，他最早作词是在抵达杭州任职的熙宁五年（1060）春所写的《南歌子》《行香子》《临江仙》等游山玩水的小令，长调则是熙宁七年（1062）秋所作《沁园春》。
此后，他的词作数量日益增多，风格也逐渐成熟。
因为从苏轼年谱和苏轼词集来看，苏轼是熙宁四年（1071年）通判杭州时开始学习填词。
而且通过苏轼年谱和《东坡乐府笺》，可以发现，第一年，苏轼只写了两首词。看来初学填词的苏轼刚开始填词的时候也还是有些生疏。熙宁六年则写了五首，而在熙宁七年（1062）则写了四十二首，是其一生作词最多的一年。
苏轼在后来在写给堂兄子明的信里回忆说：
“记得应举时，见兄能讴歌，甚妙。弟虽不会，然常令人唱为何词。”
在这封信里，苏轼就自己谈到了他此时还不会作词的情况。
苏轼开始作词时候，也学习与模仿过其他人，比如欧阳修与柳永，但他的词与他们又不同，苏轼词除了写景抒情之外，往往还会富含哲理或是直抒胸臆，最终自成一家。
在苏轼的词中，超旷是其主调，有时也隐隐表现一种失志之悲，有些还涉及儿女之情。他着名的词《水调歌头》具有飘逸高旷之致，但也表现了他内心深处一种入世与出世之间矛盾的悲慨。
叶嘉莹先生总结苏轼词的特点：“苏轼之词，虽以超旷为其主调，然其超旷之内含却并不单纯，其写儿女之情者，是用情而不欲为情所累，故当观其人而能出之处。其写旷逸之怀者，则又未全然忘情于用世之念，故又当观其出中有入之处。至其偶有失之粗豪浅率者，则是高才未免于率易之病，固当分别观之也。”
按照惯例，苏轼近日要到下属各县提点。
当苏轼到达临安县地界时，知县大理寺丞苏舜举远远地在本县界外的太平寺迎接。苏轼与苏舜举本为同年，所以，于公于私都自来相知。
当苏舜举见到长官苏轼，就迫不及待地向苏轼反映了一件闹心之事。事情的起因是苏舜举数日前去州里办事，却被训狐押出。
苏轼忙问其故，舜举说他擘画得户供通家业役钞《规例》一本，非常简练且实用。前日他将去呈本州诸官，都觉得不错。待呈转运副使王廷老时，王廷老不喜，差急足押出城来。
苏轼取其《规例》详看后，觉得委是简便，因问训狐事，苏舜举便说，自来听人说过一个小寓言故事：
燕以日出为旦，日入为夕。蝙蝠以日入为旦，日出为夕。争之不决，诉之凤凰。凤凰是百鸟之王。至路次逢一禽，谓燕曰：不须往诉，凤凰在假。（或云凤凰渴睡，今不记其详）都是训狐权摄。
日后，这也成了《乌台诗案》的一段公案，被指苏轼与苏舜举本意是以话戏笑王廷老等不知是非。
苏轼到了临安，与周邠、李行中先去与了径山，凭吊吴越王遗迹，作了不少诗。还登临了玲珑山，夜晚便借宿在九仙山。
在游览九仙山时，苏轼听到了当地民间传唱的儿歌《陌上花》。
乡亲们说，唐代的吴越王钱镠本是杭州临安人，被当时两浙百姓称为“海龙王”。所以，他的妻子每年春天一定回到临安，吴越王就派人送信给王妃说，“田间小路上鲜花盛开，你可迟些回来。”
吴人就将这些话编成歌儿，所含情思婉转动人，使人听了心神凄然，然而它的歌词比较粗俗、浅陋，多才的苏轼就将原有的俚俗之辞换掉，成了以下的三首诗：
陌上花开蝴蝶飞，江山犹是昔人非。
遗民几度垂垂老，游女长歌缓缓归。
陌上山花无数开，路人争看翠軿来。
若为留得堂堂去，且更从教缓缓回。
生前富贵草头露，身后风流陌上花。
已作迟迟君去鲁，犹教缓缓妾还家。
苏轼写的这三首诗中都贯穿了“江山犹是昔人非”的历史喟叹，全诗虽以“吴越王妃每岁必归临安”的轶事为题材，却委宛曲折地咏叹了吴越王朝的兴亡，带有怀古咏史的性质。
到余杭后，苏轼又与当地官员蔡准、吴天常、乐富国、闻人安道、俞康直、张日华等人一起出游作诗。
公事已毕，回到杭州时，知州大人陈述古早早就在介亭上设宴招饮，专门为苏轼接风洗尘。
遗憾的是，一路的风尘仆仆之下，苏轼偶感风寒，又过了几天，就连陈知州重九之会前夕的邀请也无法赴约。
重阳节这天，苏轼作诗与鲁有开（字元翰）取乐，鲁有开是鲁肃简公鲁宗道的侄子，因为在南康做官回到京师，王安石问他江南的社会与民生如何？
鲁有开回答道，新法当为他日之患！
王安石恼羞成怒，遂将鲁有开贬谪为杭州通判，与苏轼一样的官职。
当时杭州同时有两个通判，也是奇事，好在两个人的志趣相投，又平起平坐，所以说苏轼时不时与鲁有开开些玩笑，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重阳节过后，苏轼的身体逐渐恢复，当听说周邠与李行中两位朋友曾在西湖上寻找自己，并给自己寄来了诗作时，就赶忙次其韵回寄了和诗。
去年，杭州发生了一件奇案，令苏轼感到不公。
事情是这样的：
一户裴姓人家的女佣正在井旁洗衣服，这时候主人家的小女孩却坠井身亡，当时仅这位名叫夏沈香的女佣一个人在场，至于小女孩是如何坠井身亡的，一时间也没有人证物证。
此案被交到杭州府审理，杭州的录事杜子方、司户陈珪、司理戚秉道接手了此案的审理，鉴于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女佣夏沈香有杀人的嫌疑，于是就判决夏沈香决臀杖二十板后放人，并就此结案。
哪知，后来的杭州路提刑陈睦觉得此案大有蹊跷，决定由秀州通判张若济推倒重审。
张若济在重新查勘审理后，决定以杀人罪处死夏沈香。这件案子于是就有了较大的争议，致使初期审理此案的三位官员杜子方、陈珪、戚秉道因此而被朝廷免职。
作为自己的同事兼下属，苏轼对这三位官员表示出极大的同情与愤慨，他认为此三人原本无罪，而有这样的后果主要是朝廷上受了小人的蒙蔽。陈睦与张若济是想蒙蔽朝廷，并借此事冲替逐人，打击报复。
“君言失意能几时，月啖蛤蟆行复皎。”（《送杭州杜戚陈三掾罢官归乡》），于是，苏轼作诗对三人进行了劝解，意思是官场上一时的失意并不可怕，相信事情总会有水落石出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