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京途中，苏轼在华州（今渭南市华州区）遇到少年时曾师从父亲苏老泉的蜀中士子——胡允文。
此时正值岁末，便在华阴县度岁，这是苏轼第二次在旅途中度岁了。我们前面说过，第一次于旅途中度岁，是首次出蜀赴京时在荆州度过的。
华州华阴县，在华州东五十里。汉属弘农郡，因太华山在县南八里而得名。
在华阴县安顿好后，苏轼就给弟弟苏辙寄去一首诗。在诗中，苏轼向弟弟诉说了外任三年期间，没有一天不在思归，有时候梦里已回到了家里，可梦醒后却发现是一场梦。
苏轼注意到，自凤翔府返京的路上，太华山的三座峰，莲华、松桧、毛女均已被远远地甩在身后了。道旁用于记录里数而封土为台的“堠”，也一只又一只的与之擦肩而过了，可是与家人团聚的路还有很长很长……
行至华岳地界时，发生了一件诡异的事件：
苏轼一行中的有一位随从兵卒，突然像是遇到了邪祟而发起狂来，不断地撕扯掉自己的衣服。苏轼命人将其绑缚，但绑缚的绳子却自行脱落了。随行的人都说，这是附在他身上的岳神在发怒。
苏轼于是就到岳神庙里，说我苏轼三年前从此处过时没有祈告，近日又从此路过还没有祈祷，因此特来到祠里作揖祷告。我随行的一个兵丁突发狂祟，不知是不是岳神因这位兵丁身上暗藏的过失在震怒，还望岳神不要因为一个小人物的过失而再发怒，请原谅我等凡人的过失吧。
谁知，当众人出了庙宇，马前却莫名突来一阵旋风，继而狂风大作，惊天动地，沙石乱飞。苏轼大声说道，看来岳神是越来越愤怒了，不过我却不惧！
苏轼只管冒风即行，风却越来越大，人马就连迈步都感到困难。随从们都劝苏轼说，不如再去岳神处祈祷一番，多说些好话吧。
苏轼却说，祸福，天也！岳神发怒，他怒他的，我行不止，看他拿我如何？
话音刚落，旋即风止，竟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
这件事不是今人杜撰的，而是被以文字形式记录在后来成为“苏门六君子”之一、华州人李廌撰写的《济南先生师友谈记》中的。
苏轼本来有二十来名负责防卫的士兵随行，但到华州时撤走了十名。于是，苏轼只得给自己大堂哥苏不欺的妻哥蒲诚之写信求助。其时蒲诚之在华州东某县做官，苏轼就请求老蒲增派十数名兵丁负责护卫，因为苏轼一行的行李在途中已出现了丢失的情况。
治平二年（1065）二月，苏轼还朝，朝廷任命其为登闻鼓院判官。
登闻鼓院就是于阙门悬挂“登闻鼓”，许人鸣冤。唐于东西朝堂分置肺石下或击登闻鼓。宋初，立登闻鼓于阙门之前，置鼓司，先以宦官，后以朝臣主管。
哥哥苏轼还朝，老泉身边有了侍子，弟弟苏辙就被外任为出任大名府留守司推官。不及一月，苏辙就升任为大名府路安抚都总管司管勾机宜文字。
大名府是宋时北方的军事重镇，庆历二年（1042）五月设为当时四京之一的“北京”。而推官为当时三司下各部所设的专门官员，主管各案公事。开封府所属设左、右厅，每厅推官各一员，分日轮流审判案件。
这一年，临海（今浙江省台州市代管县级市）人陈贻序登进士第。
这个人为什么要在此处被提及，是因为若干年后在苏轼自海南北归时，陈贻序给苏轼介绍过舒州（今安徽省安庆市县级市潜山）当地的名医李惟熙。
这位叫李惟熙的医生为人清妙，善于谈论物理。他说，菱角与芡实都是水生植物，药理上讲的菱寒芡暖，其实是因为菱角开花时背着阳光，芡实开花时对着阳光之故。还说，草木的花朵大都是五瓣的，只有栀子花与雪花是六瓣的，所以六瓣的花可致人死命。以及果实沙烂的树木，不易被蛀蚀等。
苏轼后来曾专门验证过，瓜果特别甜而不被蛀蚀，大抵就是李名医所谓的因为它比较沙烂吧。不过，苏轼后来还给李惟熙去过信。
四月，陈希亮（字公弼）病逝。
说起陈希亮这个人，前面我们已有较多的笔墨加以叙述，此处不再赘述。
值得注意的是，在苏轼后来给故去的老陈所做的传记中，我们可以看出，苏轼对自己此前的年轻气盛感到了由衷的歉意，也许在内心深处苏轼是真心佩服陈希亮这个人的。因为陈希亮为人清白刚劲，清心寡欲，据传士大夫们相邀宴饮游览，听说老陈要来，就会感到言语无味，连饮酒的兴致都没有了，在座的人悄无声息的一个个离去。
此前，有人说老陈是一位武官，不通文墨。其实不然，在苏轼自己写的传记里，说此人着述颇丰，对于《易经》的研究尤为精深。
也许正是这么一位严谨内敛的人，与苏轼这样的喜形于外的人，两相互补，才成就了这样的一段友情。
老陈死后，其四子陈慥又成了苏轼的莫逆之交，也算是追随父志了。
五月二十八，苏轼生命中最为重要的女人王弗在开封病逝，享年二十七岁。
此时的长子苏迈，才年方七岁。
关于王弗的修为与品性，我们在前文中已有描写，这里也不再赘述了。
王弗死后，就连苏老泉都对苏轼说，你夫人是在你最艰难时跟从你的，你不能忘了她（妇从汝于艰难，不可忘也），以后你一定要把她安葬在你母亲墓旁。
好在王弗死后，被历朝历代的朝廷追封为魏城君、崇德君、通义郡君，也算是实至名归了。
处理完亡妻的后事，将王弗的遗体暂埋于京城以西，要等日后运回巴蜀安葬。这时候，吕公着举荐苏轼应试馆职。
宋英宗在做藩王时就已经听闻过苏轼的大名，因此在学士院试策后，英宗有心将苏轼招入翰林院，授以知制诰。但相国韩琦却有意先磨练一下苏轼的秉性，认为苏轼年轻资历尚浅，没有经过试用，并不妥。
英宗又问，授予其修起居注如何？韩琦说道，记注与知制诰相邻，不可。
于是，乃授予苏轼直史馆职。
直史馆这一官名，宋朝初年置，为馆职之一。任职一至二年，然后委以重任，并可超迁官阶，可见也是一个肥缺。
七月二十三，在陈公弼死后三个月，另一位牛人吕公弼，被授予枢密副使（国防部副部长）。苏轼曾在其门下供过职，因此也上了贺启。
吕公弼，字宝臣，寿州（今安徽凤台）人，为吕夷简次子，祖上世代为官，是个标准的“官二代”。
九月初三，苏老泉为朝廷修撰的《太常因革礼》修成。这部成书的宋代礼典，共一百卷。苏洵被礼部抽调纂修《太常因革礼》，因为这不是常设机构，工资无处开销，就把他的职衔挂到霸州文安县，按县主簿待遇领工资。
礼书修成后的重阳节，宰相韩琦在私第置酒，邀请了欧阳修等几位要人，苏老泉亦在邀请之列。席上，韩魏公做了《乙巳重九》诗，“功成名就”的老泉也敞开心扉，和诗一首。“不堪丞相延东阁，闲伴诸儒老曲台”。在苏老泉有限的生命里，这次修撰礼书虽然不是自己最大的抱负，但绝对算是他一生引以为傲的谈资。
皇佑年间，仁宗皇帝曾亲自下诏让庐山高僧五十四岁的怀琏来到京城，住在十方净因禅院，并召他到化成殿对话。
大觉禅师怀琏（生卒年月不详），俗姓陈，福建漳州人。
仁宗问他有关佛法的大意，怀琏回答得很符合天子的心意，天子就赐给怀琏“大觉禅师”的法号。当时北方那些讲论佛法的僧人，都只是在法界形相上用功，拘泥于因缘果报之说，所以，士大夫中那些聪明练达之人常常对于这些说法不屑一顾，斥之为蛮夷之邦的奇谈怪论。而怀琏却能指出佛理中那些与儒学、道学的相同之处，他的话既有文采又很信实，他的行道，既严谨又晓畅，所以一时间士大夫都喜欢与他交往。
遇上休息的日子，怀琏还没有起床洗漱，门外就已站满了等候他的人。至和年中，怀琏曾经上书过仁宗皇帝，请求回归山寺以终余年。仁宗说，山也就是常在的法相，你还能回到哪里去？——没有答应怀琏的请求。
如今，大觉禅师怀琏再次向朝廷提出同样的请求，且态度十分的坚决。英宗见挽留不住，就下诏准许了他的请求。可英宗感念大觉陪伴仁宗十多年来的劳苦功高，也深知大觉的归隐之心之盛，遂亲赐手诏曰：“大觉禅师怀琏受先帝圣眷，累锡宸章，屡贡诚恳，乞归林下。今从所请，俾遂闲心，凡经过小可庵院，任性住持，或十方禅林，不得抑逼坚请”。
走之前，怀琏还专门与苏轼互相道了别。
送走怀琏，苏轼与父亲等人到欧阳修处，听闻了欧阳公对古今吏事的见解，特别是欧阳修“文学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的观点，令苏轼极为拜服。
后来的苏轼一直觉得自己之所以能够胜任自己的工作，主要还是从欧阳修与陈公弼那里学来的。
闲暇时，苏轼给杜沂（字道源）写信，诉说了最近因妻子病逝，因公事家事的繁杂，弄得精神极为疲惫。杜沂的儿子杜傅，字孟监，后来在黄州某地任县令，父子俩后来还常与苏轼有交往。这时候，苏轼认识了王素的侄孙王震。王震，字子发。
苏轼还把前些年从一位道人手中得到的一个药方，送给了另一位好友单骧，单骧后来又把此方给了苏轼的表哥文与可，文与可试了之后觉得还是有些效果的。
回想起苏老泉在京师编修《太常因革礼》的那段时间，在京师但凡演习过古礼的人，大多会前来讨论请教。
其中，孙鼛（音高）（字叔静）兄弟特别踏实好学、会写文章，常得到苏老泉的称赞。后来，苏轼被贬黄州时，孙叔静从京师去往湖北蕲州时，还专门绕道黄州去看望了苏轼。到了黄州，孙叔静还取出了苏老泉早先亲书给他的书信。苏轼因先父平生自己动手写信很少，一般都是由后辈代劳，所以见到了先父的手迹时异常激动，想要回来收藏，但孙叔静却不同意，可见孙叔静对于苏老泉的赏识也是念念不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