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徐州过完了中秋，八月十六，弟弟子由已启程离开徐州，到南都赴留守签判任了。
弟弟走后，苏轼又开始回味与弟弟子由的相处时光，“岂独为吾弟，要是贤友生。”这是苏轼作的《初别子由》诗中所言，在苏轼眼里，子由不单单是自己的胞弟，更是自己的一位贤友。
不过，这世上的否泰之事，该来的总会来的。
熙宁十年的八月二十一，决堤而出的黄河水已抵达徐州城下。
但在身处汴泗最下游的徐州百姓眼里，这些水都已是司空见惯的了，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都想着不出几天就会水落石出。
“黄河西来初不觉，但讶清泗流奔浑。”（《答吕梁仲屯田》），作为州守的苏轼，也像往常一样，没有丝毫的惊慌，只是觉得原本清澈的泗水变得浑浊而已。
“门外吕梁从迅急，胸中云梦自逶迟。”（《次韵吕梁仲屯田》）这是苏轼在次韵吕梁屯田郎中员外郎仲伯达的诗句，说明当时的水势已十分迅急，本来重九还想约仲屯田一起登高赋诗，但由于大水的阻隔已经不能实现了，只好以诗见寄了。
吕梁，在这里并非山西的吕梁。
北宋时，吕为宋邑，县对泗水河，上有石梁。吕梁就在彭城东南五十七里，大约是泗水流至吕县，积石为梁也。
好朋友王巩屡次相约重九见访，可久等不至，苏轼正好是“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的心境，在大水围困的徐州城里，他只有将书信交给将官梁交带去京城了。
提点京东路刑狱的李清臣将调任史馆任国史院编修官，由孔宗翰前来接任。二人都曾在京师向朝廷举荐过苏轼，想让皇上召回苏轼以禁内，但都没有实现。
在老李的任命下达之后，苏轼于台头寺的雨中作诗相送，还让李邦直也呈给孙洙一读。
“付君此事宁论晋，载我当时旧过秦。”（《台头寺雨中送李邦直赴史馆，分韵得忆字人字，兼寄孙巨源二首·其二》）这首诗后被理解为，汉文帝时期的贾谊，曾写过《过秦论》来指出秦的过失，苏轼将自己比作汉朝的贾谊，意欲李清臣做了史馆职后，将自己仁宗朝时所进的二十五篇论载入国史，来引起统治者的警示。
不管咋说，诗中透露出此时苏轼对于朝中的变法仍是耿耿于怀。
刘攽（字贡父）被罢了曹州任，将要调去管理朝廷的仓库，离开前有恋恋不舍之意。
苏轼觉得，刘攽在曹州平盗有功，朝廷不该如此。大家都在为他鸣不平，因此苏轼就在驿站的书信里附笔致以慰问。
到了十月二十一日，徐州城下的积水已经深达二丈八尺九寸。
徐州城因东西北三个方向都有山，从上游而来混有大量泥沙的黄河水在此沉积下来，竟然清澈见底得可怕。水面竟高于城中地面一丈多，徐州外小城的一角露出水面的仅剩三版高，城中百姓全都惊慌失措，整个徐州城已经岌岌可危。
苏轼实地走访后发现，彭城地势北高南低，这里的城墙，其高度低于东城墙五米到十米，是易受洪水冲击的薄弱点。城南之戏马台，地势甚高，南与土山、云龙山相连，是道天然屏障。
问题是，南城墙与戏马台之间，有一道天然缺口，宽约五百米，成为洪水走廊，历来是抗洪筑堤的重点地段。堵住这个缺口，才能有效阻拦泗水河道溢出的洪水向西漫延。
以前彭城多次被淹，问题都出在这个缺口上。
这次洪水抵达彭城后，虽然尚未波及城南，但暂时的平静，孕育着更大的风险。一旦洪水从东西两面漫延过来，形成夹击之势，古城将陷于灭顶之灾。
面对此种天灾，苏轼在征求当地父老与年长者的意见后，赶紧召集精壮民夫五千人，加上看守奉化牢城的士卒，开始日夜不停地修筑堤坝。
苏轼采纳了老人们的意见，以这两条大堤作为基础，加宽加高，分东西两路进行：
东路从小市门附近的城墙开始，向南稍西延伸，止于戏马台东麓。西路从戏马台西侧的新墙门开始，向西伸展，在古城西南隅拐弯向北，止于南京门以北。
十月初二，京东路安抚使闻知苏轼带领徐州百姓抗洪之事迹，特上奏朝廷给苏轼请功。
过了三天，黄河水渐退。
当初大水压境之时，正逢天雨不止，城中富户均争欲出城避险。
面对这种情况，苏轼临阵高呼曰，假如你们这些富裕之家都出城了，城中将民心动摇，那么我与谁来共同守城。没有人守城，徐州城将会毁于一旦，到时候你们这些富户的家产也将会不保！请大家相信，只要我苏某人在，水就绝不会败城！
于是，遣人将富户们都劝回城里，人心始安。
苏轼身穿蓑衣，拄杖穿梭于雨中，亲往各个抗洪点查看，路过自己家从不回去。各处奋战在抗洪一线的官民，都被苏太守的精神所鼓舞，都纷纷表示，太守大人都不惧洪流，我等草民有何惧之，这不正是我们效命家乡的千载难逢之机吗？
于是乎，在大水逼城、十万火急的情况下，苏轼集中了有限的财力物力，修筑首起戏马台、尾属于城的抗洪长堤。
与杭州、惠州的苏堤相比，徐州的苏堤建得最早，路线最长，最壮观，这是一条护城堤、救命堤、千秋功德堤。
正是因为它，彭城抗住了大洪水，一城十万生灵才免于涂炭。
熙宁十年（1077）秋。
十月十三日，黄河水终于复归故道。
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以“善淤、善决、善徙”而着称，向有“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之说，黄河搬运堆积泥沙形成的堆积地貌是决口的根本原因。
据统计，在以前的几千年中，黄河决口泛滥达一千五百余次，较大的改道有二十六次。其改道的路径，最北经海河出大沽口，最南的经淮河并入长江。
而北宋时期苏轼面对的这次改道，在黄河的改道史上虽然算不上大的改道，但足以使苏轼亲身经历了这条“母亲河”的奔流无常。
“西汉元光、元封间，河决瓠子二十年。钜野东倾淮泗满，楚人恣食黄河鱣。”这是苏轼在黄河水患得以遏制之际，有感而发的一些有关黄河改道历史的感慨。
据今天黄河水利委员会提供的资料来看，苏轼所言，在历史上都是真实的较大的改道事件，可见我们的老祖宗很早就对黄河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
十月二十六，朝廷恩准了杭州知州赵拚（ 字阅道）的上书，把龙山的废佛寺妙王院改为道观，让钱氏后裔中道号“自然”的道士住持。
再把钱氏建在钱塘的坟茔、祠庙交给自然道长，把建在临安的交给当地净土寺的僧人道微掌管，并每年度脱一名僧人，使钱氏的祠庙世世代代有人掌管。
赵拚的目的是，汉代窦融将河西王郡归还了大汉之后，光武帝就下令当地官吏重修了窦氏先祖的坟墓，并用太守之礼祭祀他们。
而江南钱氏的功绩远在窦融之上，如今家庙破败，不足以劝勉奖励忠臣，慰劳答谢一方百姓应有的态度，所以要求朝廷对于吴越王钱镠家族有一个肯定的态度。
天子接到赵拚的请求后，立即批复照准。赵拚是苏轼的老朋友，且文采没说的，所以说为钱氏家族修建的表忠观碑文就责无旁贷地落到了苏轼身上。
关于这篇碑文，还有一个段子。
话说《表忠观碑》碑文写成，王安石就将其抄认真录后置于座旁，当时叶致远、杨德逢在场。二人见王介甫读此碑文爱不释手，就问道，难道相公也喜爱此人的文章吗？
王介甫说道，此作可比西汉时期的文章。
见两位客也随声附和，王介甫又问，你们知道西汉时期谁的文章可与之比拟？
杨德逢道，王褒可比。
王介甫道，非也，非也。
杨德逢又道，难道只有司马相如与扬雄之流才能与之作比吗？
王介甫道，司马相如的《赋子虚》、《大人》及《喻蜀文》、《封禅书》，扬雄所作《太玄》、《法言》等大作，都没见其中的叙事有子瞻这般明了啊！
有了徐州水漫金山的这场遭遇，水退之后，苏轼曾向朝廷上书，想在徐州城周围砌成一丈高的石岸，可保徐州城百年无虞。
可是，上书后朝廷方面却一直杳无音信。
因为刘攽刚刚上任开封府判官，苏轼只得给好友刘攽去信。
一是诉说了在徐州任内的感受，说自己本不懂水利与土木工程，但时势所迫，只得边学边干了。二是自己有心想调走，让有兴利除害本领的得力官员来接任，但又怕被人说成想逃避责任。
因此，想让刘攽在京师多帮忙造造议论，以便自己能调离徐州。
闲下来之后，苏轼与领导班子里的吴正字、王户曹一起去徐州城东北方的荆山下视察。返回的路上，游览了圣女山的石室，三人皆作诗唱和一番。视察吕梁县的水村时，专门交代了吕梁的屯田员外郎仲伯达，以加强筑城固堤之重任相托付。
妙善画师前来为苏轼画了像，苏轼回赠以诗。这位妙善，字惟真，还曾为仁宗皇帝画过像，其技艺非常精湛。
润州的刁约亡故了，享年八十四岁，苏轼哭以诗。
刁约，字景纯，世居京口。
因为家世簪缨，其祖宅的居所内颇有园池之胜，到了刁约这一辈，更是专门修葺了一座园子，取名“藏春坞”。
苏轼当年游览金山寺后，还专门前往他润州的居所拜访过这位与欧阳修、富弼声誉不相高上的刁老先生。老先生与苏轼称兄道弟的，还在一起饮酒和诗。
刁老爷子为官时正义凛然，平日里好急人所难，故海内之人识与不识者皆愿与之交。此人重义轻施，宾客盈门，颇有古人之风。
去世前，八十多岁高龄的他已身患重疾，时王安石之弟安礼出守润州，曾亲自上门拜访。据说，王安礼来时，刁老先生欢声笑语宛若平时，等到王安礼登车刚离去，刁老先生就仙逝了。
虽然刁景纯老先生年长苏轼四十多岁，但平时仍是与苏轼称兄道弟的。带着敬仰之情，苏轼事后还为刁老爷子写下了一篇感人肺腑的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