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此时的宋朝与南唐之间隔着一道长江天险，赵匡胤想要以武力方式将南唐收入版图就势必要动用水军。不过，相比一支战力出色的水军，赵匡胤更想得到的其实是一个熟悉长江水文和战船建造领域的专家。作为此时中原大地上的天选之子，老天爷已经帮赵匡胤解决了这个难题——他的手中正好就握有一张王牌。
赵匡胤手中的这张王牌是一个名叫樊若水的南唐人。此人本是南唐池州人，也是一个在南唐的科场上屡试不中的人，但他自认为自己有经国之才多次上疏向李煜直言国事，但结局可想而知。你一个默默无名的穷书生且连科场这一关都过不了还大言不惭地上疏言政，这事在任何一个具有官僚主义气息的官老爷那里恐怕都只能得到一个白眼，别说李煜看不到他的奏疏，就算李煜看到了多半也不会把他樊若水当一根葱。况且，李煜对于革新除弊抑或让南唐变得再次强大这种事也没什么兴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将自己的苟安尽可能长地延续下去，最好延续到他死了为止。
这世上有一种人终其一生都在为了一个目标而活，那就是要活出自己的人生价值和意义，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说的正是这种人，而樊若水正是如此。在大宋和南唐之间，作为一个南唐人的他首先想到的自然是为南唐出力，可他没有这个机会和运气，南唐的大门一直为他关闭着。怎么办？难道就此老死一生？难道就此眼睁睁地看着南唐一天天地腐化下去？难道就此眼睁睁地看着宋朝吃掉南唐而自己却什么事也不做吗？
宋朝和南唐必有一战，这是樊若水自己的判断，这也是天下之大势。此时的华夏大地自唐代中叶以来已经在事实上分裂了几百年，随着赵匡胤的横空出世以及大宋的日益强大，天下再次一统的时机已经来了。既然不能为南唐抵御大宋甚至是攻灭大宋继而完成国家一统贡献自己的能力和才华，那么他就只能选择投奔大宋。
这里暂且不去深究樊若水的这种行为和思想是什么性质，而且这也说不清，你能说他是南唐的叛徒或者唐奸吗？或许可以，可你决不能说他是什么汉奸。自秦始皇统一华夏以来，四海大一统的概念和思想就在我们这个民族的心中开始扎根，这时候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这种概念和思想早已深入孔门学徒乃至是很多百姓的精髓之中。从这一点上来说，樊若水顶多算是南唐的“叛徒”，他甚至连“唐奸”都谈不上，毕竟南唐此时在名义上早就已经是大宋的臣子。举个例子，当年北方人跑到南方去为中山先生效力能被称之为北方的叛徒吗？
自从打定决心要投靠宋朝之后，樊若水就开始想着如何帮助宋朝吞并南唐。这个很难，毕竟之前他的一系列想法都是如何为南唐服务，可这时候他却必须要来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向——从如何助唐灭宋转变为如何助宋灭唐？
要想灭掉南唐，长江天险是一道必须要越过的障碍，这也是李煜赖以生存和自保的最大资本，而历史也让李煜有足够的底气对赵匡胤的要求有选择性地予以回应。赵匡胤以及他的大宋确实很强悍，无论军力还是国力都是对南唐呈碾压之势，可那又怎样？当年的曹孟德强不强？当年的苻坚强不强？可这两人在长江边上的结局又是如何呢？一个灰头土脸地败兴而回甚至险些在华容道成为俘虏，另一个则是兵败而归最后很快就亡了国。最近的例子，柴荣强不强？可在夺下江北大片土地之后他不也是止步于长江北岸了吗？
长江天险，这四个字不是白叫的。最关键的一点，同样是面对北方声势浩大的强敌，此时的南唐与当年的孙吴和东晋都有一个绝对的优势掌握在手中，那就是他们的水军。无论是在水战的战术上还是在水军的战船器械和兵力上，南唐都对宋朝有着明显的优势。两军如果在江上展开水战，宋朝的水军多半不是久习水战南唐水军的对手。
樊若水把以上这些都看得很透彻，所以宋朝想要攻灭南唐且如果想在长江的水面上做点文章，那就必须得想出一个能够在短时间内大规模地向江对岸投送兵力的办法。其实办法很简单，既然南唐的水军很厉害，宋朝不能十几万人或几十万人一起坐船过江，那就只有一个办法了——搭桥——在长江上面搭桥。
这个事在如今并不是什么稀罕事，长江上面的大桥现在多得是，可如果有人说他想在公元974年在长江上搭桥会不会有人觉得他是疯了？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可樊若水没疯，他将用事实证明他不但不是一个疯子，而且还真的如他所自命地那样他是一个具有非凡大才之人。由此，万里长江的第一座大桥的设计者就此诞生了，尽管他所要建的只是一座浮桥。
经过自己的一番调研，樊若水将浮桥的搭建地点选在了采石矶。这个地方现在仍然叫采石矶，地点位于今天的安徽省马鞍山市。采石矶突兀于江中，你可以说它是一个大山包，也可以说它是一座绝壁凌空的悬崖，反正它就立在滚滚涌动的长江水流之中，扼据着大江的要冲。这里水流湍急，地势险要，对于防守一方来说，这里必然是一个军事价值极为重要的战略要塞。
在确定了目标之后，樊若水也是煞费苦心，他决定到采石矶附近的广济教寺当了一名和尚。由于采石矶乃军事要塞，他必须要用这个身份作掩护才能采集和搜集到足够的水文和地理资料以及数据，如此他才能在这个地方造出浮桥。他时常以垂钓为名游荡在采石矶附近的水面上，在无数次地往返于两岸之后，他最终成功地利用藏在小船里的丝绳测量出了采石矶水域的南北宽度和不同水域的上下深度。大功告成之后，他突然从南唐境内消失了，等他再次现身的时候他已经站在了赵匡胤的面前。
得知其来意及其军事构想之后，赵匡胤大喜。他让樊若水赶紧复习一下功课，然后参加考试，最后给了他一个进士及第的认证书。就这样，樊若水名正言顺地成了一个考取了功名的进士，而他也随即被赵匡胤授予了一份官爵——舒州团练推官，从此他就开始负责设计建造战船以及设计建造用以搭建浮桥的各种主体和辅助性设施。
此外，樊若水还对他的新任老板提出一个请求，他希望赵匡胤能帮忙把他的老母亲和一众亲属从南唐接到宋朝来，因为他担心李煜一旦知道他在为宋朝做事会对这些人不利。在赵匡胤眼里这不过就是小事一桩，他很爽快地就答应了。
换了是别人，这事估计会偷偷摸摸地干，而且赵匡胤曾经还真的就干过这事，他曾帮自己的爱将董遵诲接回了远在辽国的母亲。这个故事就不细说了，说来就话太长了，这里我们只说赵匡胤如何接回了樊若的母亲。赵匡胤这一次没有偷偷摸摸地做这件事，而是直接光明正大地干，他写了一份诏书给李煜，要李煜把樊若水的一家老小送到开封来。
李煜收到诏书也是有些莫名其妙，这个樊若水是个什么人？怎么面子这么大？竟然惊动了赵匡胤？他为啥要我把这家人送到开封去？很显然，李煜不可能知道这里面的原委，更何况这个樊若水在南唐根本就是一个无名之辈，赵匡胤的这个请求虽然让他有些迷惑可一点也不让他觉得为难。再者说，他刚刚拒绝赵匡胤要他参加柴燎之礼的要求，此刻正小心肝乱颤，对于这样的一个可以“赎罪”的机会他哪里能够不赶快抓住？
就这样，樊若水一家在开封团聚了，为了让樊若水在家人面前更有面子，赵匡胤还给他升了个官儿——赞善大夫。同时，赵匡胤派人到荆湖地区的长江边上按照樊若水的设计图纸开始建造大型战船以及用以搭建浮桥的龙船，而他要求的龙船数量达到了数千艘之巨。
值此国势危亡之际，南唐又在干什么呢？应该是加紧备战准备跟宋朝决一死战吧？很遗憾，事实不是这样，李煜奉行的仍然是他的绝顶神功——眼瞎。不是还没打过来吗？不是还没有宣战吗？能拖一天就是一天，好日子能过一天就是一天，再说了，还有长江天险和十万装备精良的水军，我李煜怕什么嘛！
我们再来看南唐官场里的顶级大佬们又在做什么？这又是一个很遗憾或者叫很可悲的事，这时候南唐官场的顶级大佬不是什么中书省或者枢密院的行政长官，而是一个叫张洎（ji）的人，他与时任太子太保徐游和太子太傅徐辽共同执掌南唐的机务。
这个张洎是个值得说道的人，有鉴于我不准备在今后单独再说到他——恕我直言，因为我个人比较反感这个人，所以在这里直接把他说完。当然，因为后面的某些历史事件里他是重要的参与者，我还是会顺道再说到他。
客观地说，张洎是一个有才华且他也自认为自己颇有才华的人，他不但博览经书而且还深研佛、道两家，此外他还兼具风流倜傥之风，反正这人怎么看都跟李煜很对味口。李煜继位之后，张洎升迁为中书舍人、清辉殿学士，有了李煜的这层关系，他迅速成为南唐朝堂上的第一大红人、大宠臣。
此人并不满足每天与李煜谈古论今、交流诗词歌赋以及谈佛论道，他还自认为有经天纬地之才。反正经过长时间的相处之后，李煜为他胸中的治国之才而大为倾倒，国政大事也交给了这个在官职上只是个清辉殿学士的人。然而，事实证明张洎在治理国政方面只是一个庸碌之辈，他根本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和才能。
古往今来，不要说自命清高之人，就算是那些被历史证明是一介庸碌之辈的人也绝不会承认自己就是一个无能之人，而自命清高者更是撞破脑袋也要证明自己不是个庸才。不过，张洎是个例外，他兼具这二者的特质但又绝不会为了证明自己而去撞破自己的脑袋。
简单说，他在心里虽然承认自己不是治国之才，但绝不会放下手中的权柄。在宋朝攻打南唐时他力主抗战到底以此彰显自己的气节和骨气，但当国破之时他还是觉得苟活于世比蹬腿走人要舒服一些。李煜后来想投降的时候他坚决反对，但面对宋朝大兵们手中的刀枪时他又毫无抵抗的勇气。更有甚者，他本来与他的上司陈乔约好国破之时一同殉国，结果陈乔自杀身亡但他却没跟着一起上吊自杀或是抹脖子，其给出理由更是让人无语：“我还放心不下我的主子兼好友李煜。”
这是多么的伟大和忠诚，可这又是多么的无耻和虚伪！
在以南唐高官的身份被押到开封之后，赵匡胤开始翻张洎的老账，他先是责怪张洎极力劝阻李煜向宋朝投降，然后又表示要追究张洎写信叫援兵来增援金陵之罪。
面对赵匡胤的天子之怒，张洎叩首回道：“我承认这些事都是我做的，我之所以如此都是因为我忠于我的主人，就算是条狗也是要对主人之外的人吼上几声，更何况我还是个人。不瞒你说，类似于你说的这些事我还做了很多。今天我如果难免一死，那我也算是尽了臣子的本分。”
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张洎表现得从容不迫且不卑不亢，显得自己是一个十足的爷们儿和君子。可是，我真的怀疑这人这个时候是在豪赌，赵匡胤根本没说要杀他，而他主动地提到了死亡且表现得慷慨大义。任何一个英明神武的帝王面对这种人恐怕第一时间都不会是立马杀掉而是劝降或招抚，而张洎真的就赌对了。赵匡胤觉得他这番发言很有忠勇之气，不是个贪生怕死的人，于是就叫他以后专心事宋。张洎暗自一口大气喘出，他随即转身面对着赵匡胤跪倒再拜，他也就此华丽地完成了人生的转型。
请原谅我的阴暗心理再次发作。我是真的很想知道如果赵匡胤当时叫人把他拖出去砍了，他会不会当场瘫软在地或是尿裤子？
张洎不但被赵匡胤赏识，就连赵光义也对其才识赞不绝口。赵光义登基之后，张洎成为了皇帝的御用笔杆子，赵光义的每一道旨意经过他的润色都能跟古籍典故联系在一起，这让赵光义非常高兴，他直言张洎这人简直就是江南的第一才子。正是凭借着赵光义的赏识，张洎后来在大宋官场一路扶摇直上，他先后被拜为谏议大夫、判大理寺、史馆修撰、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直至最后官居参知政事，在其巅峰时期他与后来的大宋名相寇准同列宰执大臣行列。然而，此人对待其主人可谓是尽心尽力地百般迎好，但在个人的德行上却为人所不齿。
前面我们说过他违背与人相约自杀殉国的誓言，而后来在李煜落魄之时他自以为当初对李煜有恩居然厚着脸皮以探望老领导的名义向李煜当面讨赏。气急之下的李煜甩了一个白金脸盆给他，可他却因此满腹怨言，因为他觉得李煜不知感恩且赏赐他这个脸盆时显得很是傲慢无礼。此外，之前在南唐为官时，张洎的好友——时任南唐内史舍人的潘佑上疏直言国政混乱、乱臣当道，张洎由此记恨在心并怂恿李煜杀掉了潘佑。在太宗朝，张洎与当时同为翰林学士的苏易交恶，苏易后来升任参知政事，张洎于是上疏对苏易狂接老底并对其一顿猛批狂贬，苏易因此而被罢官，张洎则取代苏易成为了新的参知政事。即使是后来在与寇准搭档的时候，张洎表面上对这位比自己年少的上司恭敬礼顺，但暗地里却对寇准是各种小动作和鬼心思不断，但心大的寇准对此却是毫不知情。
总之，个人观点：张洎就是一个自诩为君子且想做一个君子并且以君子之道要求自己和别人，但实际上做出来的事却让他成为了一个对周遭之人卑鄙阴险、对上级阿谀奉承的伪君子。
我还不想说张洎是小人，因为小人没有他这么多道貌岸然，小人比他纯洁得多。我之所以要在这个人的身上说这么多，原因只有一个，因为像张洎这样的人在我们身边的很多人身上都能找到影子，甚至包括我们自己。他的身上兼具了好多种人的心理和性格特质，但我们当中很难有人像他这样成了一个“集诸多的正反黑白于一身的大成者”。从这方面来说，这人是一个“成功者”。
每当想起这个人我会想到另一个人，那个人就是《巴黎圣母院》里的副主教克洛德，倒不是说这两个人很相似，而是说克洛德其实比起张洎更接近于真实的世界和人生。
一个人的心中有神灵，有一套崇高的为人处世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但在现实的人间烟火以及个人七情六欲的相互碰撞中，心中的神灵以及那一套准则和规范全都在摇摇欲坠。于是乎他开始犯错，开始自责，开始发自内心地忏悔和自我折磨，可在这之后他再又因为欲望和人性的驱使重复地犯错，如此反复，痛苦不堪。最后的结果要么是身心俱疲之后的彻底自我放逐，要么就是在理想与现实的反复较量中实现了自我和解：承认自己做不了圣人但也不会沦落为魔鬼，要么就是成为一个圣人或疯子，要么就是终其一生都在挣扎——这就是克洛德以及我们大多数人的人生写照，可张洎不是这样。
张洎是一朵奇葩，一个成功的精神和人格多重分裂者，闭上眼放下一切时他就是君子，睁开眼进入丛林世界时他就是伪君子，拿起书他就是高洁的圣人，而在行卑鄙阴险之事时他就是一个势力小人，他在这二者间自动切换毫无违和感。别的人会因为自己做出了某些有违圣人之道的事而挣扎、会犹豫、会自责、会悔恨，可他不会，他甚至都不用为自己找借口和理由就能瞬间把自己的所作所为视为理所当然或正大光明。
如此修为，如此心性，令人怎能不敬佩？什么叫大心脏？这就是！什么叫伟丈夫？这就是！
史书上说这个人精研佛道，如此看来这真的不假。这真的是一个高人，那些经书他也真的不是白读的，因为他能将自己的所思和所为与精神层面上的那个自我完全分离，无论他做了什么都与他在精神层面上的自我完全无关，在精神上他永远圣洁且问心无愧。换句话说，他的心理非常的“健康”，他绝不会因为做了某些事而把自己搞得心理抑郁。为父报仇的雷有邻因为愧疚而把自己整成了一个精神失常的疯子，相比之下，张洎在这方面简直可以把雷有邻给秒成渣。
张洎不是君子，但他活出了许多真正的君子都没有达成的精神状态——坦荡荡——而且正因如此他还长寿。千言万语凝聚成一句话：这人已经成精了。
多说一句，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里，成精的人可不止张洎一人，而这些人是真正意义上的如凤毛麟角一般地存在着，比如后来的蔡京，再比如后来的严嵩。有一种人生境界很多人都只能挂在嘴边念叨一下而已，但人精们却真的活出了这种状态——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好了，这个话题我们就此打住。
一个樊若水，一个张洎，两个江南人，一个难见李煜一面郁郁不得志最后北投“敌国”，一个是李煜身边红得发紫的大红人，而这两个人将决定南唐最终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