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撕裂者行动”是“屠夫行动”的进一步延续与发展，作为美军自1951年1月15日展开“猎犬行动”以来发起的攻势系列中的第5次行动。
这一行动仍然是李奇微精心设计的，其基本思路与之前几次行动相似，主要目标依旧是“打破共产党军队的平衡并使其遭受最大程度的损失”。不过，这一次李奇微在原有目标的基础上，增加了夺取地面目标的任务。
在汉城附近对中朝军队展开侧翼包围，迫使其退至临津江以北，并将战线推进至接近三八线。
“撕裂者行动”计划于3月1日实施，其部署为：首先从中线发动进攻，随后向西侧展开突袭，目标是夺回汉城。李奇微的判断是，中国军队的主力依然集中在中线；一旦在此处取得突破，就可以撕裂中朝军队在接合部的防线，从而为战役上的分割创造决定性条件。
这次攻势被命名为“撕裂者”，正是因为反映了李奇微的这一战略意图。李奇微为“撕裂者行动”设定的目标线称为“爱达荷线”。该线自汉城以东8英里（约12.8公里）的汉江起点向东北延伸至春川附近，然后转向东南直达海岸。
从地图上看，这条线在汉城以东勾勒出一个宽阔的凸起，中央位置是洪川和春川这两个重要关口，仿佛一枚巨大的楔子，深深插入志愿军和人民军的整个防线中部，北向直指三八线，西向则对汉城形成侧后方的威胁。
根据李奇微的排序，“撕裂者行动”首要目标是消灭中朝军队的有生力量，其次则是对汉城进行迂回作战，最终夺回该城市。
与麦克阿瑟相比，李奇微对汉城的重视程度要低得多。自美军发起反攻以来，麦克阿瑟始终渴望重新占领汉城，而李奇微则更专注于“以最小的代价给敌人造成最大的损失”，因此收复汉城只是他的次要目标。
李奇微的观点是，即便要收复汉城，也应尽量避免正面进攻，建议采取“从东侧发动侧翼攻击，或者仅仅制造一种威胁态势，迫使敌军主动撤离该地区”。
正如李奇微所言，要将“一把匕首插入敌人的心脏，准确地说，就是直指敌方司令的头部”，这样一来，就能迫使他们面临两种选择：要么在我方控制了制高点的极为不利情况下发动进攻，要么放弃南朝鲜的首都。
“撕裂者行动”的发起时间受到多种条件的影响，其中最关键的一条是前方作战物资的储备情况。由于雨水和融雪对公路、铁路造成了严重破坏，加之美军在撤离横城时销毁了大量储备物资，一线部队的供给出现了严重不足，特别是在食物、成品油和弹药方面。
因此，李奇微要求所有一线部队必须维持5天的物资供应量，而实现这一标准至少需要5天的紧急运送时间。李奇微对志愿军可能的反击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并制定了一个备用方案：如果新的情报表明敌人有明显的进攻迹象，则“撕裂者行动”将被取消。
根据美军当时掌握的情报显示，中国方面在汉城与太白山脉的山脊之间部署了6个军队，朝鲜则有4个军团驻扎。推测他们可能会在3月15日发起反击。由此可见，李奇微决定实施“撕裂者行动”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冒险性。
为了策应这一行动，李奇微还策划了一次策略性的佯动：在朝鲜西海岸展开了一次两栖登陆假动作，意在牵制敌方的预备力量，同时将敌军的注意力从即将进行“撕裂者行动”的中线战场引开。
3月5日，第八集团军各部队的物资储备基本达到了五天的标准。与此同时，第九军和第十军的部队已推进至“亚利桑那线”。目前，没有明显迹象显示中国军队将进行反击。
因此，李奇微正式命令于7日清晨发起“撕裂者行动”。
“撕裂者行动”已在西线、中线和东线全面展开。
西线由美军第1军负责，主要执行牵制任务，仅派遣右翼的第25师突破汉江防线，随后沿着北汉江两岸向北推进。
美军第九军负责中线作战，重点部署在第一骑兵师和第一陆战师，沿着洪川至春川的轴线发起钳形攻势。
东线由美军第10军以及韩军第1、第3军团负责，他们将从当前阵地出发向北推进，同时确保东西方向的主要公路（即从平昌至江陵的20号公路）的安全。
整个行动按照一系列的调整步骤分阶段进行。
第一条调整线为“奥尔巴尼线”，设在美军第1军、第9军和第10军前方8至20公里处。其西段跨越礼峰山和龙门山一带，东段则向五音山地区推进，形成了对洪川的俯瞰态势。
第二条调整线被称为“布法罗线”，从“奥尔巴尼线”的东西两端分别向北延伸。其西端由美军第1军右翼部队推进至18号公路以北，进一步加大对汉城侧翼的威胁；东端则由美军第9军主力负责，主要任务是夺取洪川。
最后一条被称为“开罗线”的调整线是专为美军第9军设计的，其大致路线从加平延伸至寒溪以北，目标明确指向春川。这条线标志着第9军在向“爱达荷线”发起进攻的最后阶段必须攻占的关键点。
李奇微下令对此次进攻实施严格的保密措施，作战计划仅限于极少数人知晓。为了防止新闻媒体提前曝光行动意图，攻势发起前一天，李奇微亲自召集记者召开会议，要求他们在48小时内不得对外透露任何与这次行动相关的消息。
为避免麦克阿瑟像上次一样前往前线作秀而导致泄密，李奇微特意写了一封措辞谨慎的信，“礼貌地请求”麦克阿瑟在行动开始前不要出现在朝鲜战场上。对“撕裂者行动”的保密程度甚至影响了华盛顿军事当局对朝鲜战场局势的了解。美军战史中记载：
陆军作战部长泰勒将军对“撕裂者行动”的详情毫不知情，这甚至在行动开始后仍无人告知他，这让他感到极为不满。
行动发起十天后，他要求麦克阿瑟详细汇报远东司令部和第8集团军发布的作战指令。对此，麦克阿瑟的回应是：“司令部并未计划‘撕裂者行动’，也未发布过任何相关的作战指令或命令。整个行动完全是由李奇微主导完成的。”
“撕裂者行动”展开之初，美军设定了两个主要攻击目标。
西线右翼的关键行动是由美军第25师率先强渡汉江，然后向北推进展开攻势。
第25师于2月28日抵达汉江南岸，并在接下来的6天里进行了渡江作战的准备工作。
该师接到的任务是：在两水里附近的南北汉江汇合处渡江，随后从金谷里向清平进攻，抵达“奥尔巴尼线”，控制通往春川的18号公路，形成自东北方向迂回汉城的态势。土耳其旅将配属该师一同行动。
3月7日凌晨5点50分，第25师展开了渡江行动前的火力准备工作。
参与火力准备的包括10个野战炮兵营，共计148门火炮，另有100辆坦克、48门重型迫击炮，以及25部配备四联装的自行高射机枪（合计100管12.7毫米机枪）。美军战史将此次火力准备形容为“这场战争中最猛烈的炮火攻击之一”。
除了地面火力的支援外，空中还有十余架飞机执行直接火力支援和空中封锁任务。在强大火力的掩护下，美军分为两路，以坦克涉水为先导，强行渡过汉江。
坚守江防阵地正面的，是志愿军第38军第114师。
韩先楚曾预计可以利用汉江的天然屏障进行阻击，从而争取大约一个月的时间。然而，美军在发起渡江作战的当天就突破了江防，足以见得其攻势之凶猛。
美军的另一个攻击重点位于中线。
在此，第9军所属的5个师（旅）从西至东多路展开，对洪川正面发起攻击。
美国第24步兵师、第1骑兵师、英国第27旅、韩伪6师和美国第1海军陆战师。
在这其中，左翼的第24师与强渡汉江的第25师互相策应，其他部队则在杨平至横城以东的狭窄地带展开，呈并列态势，主要由第1骑兵师和第1陆战师发起进攻，英军第27旅和韩军第6师居中配合，多路分进，各个箭头直指洪川，形成合围之势。
承担这一方向防御任务的是志愿军第42军和第66军的部队。
第42军一线阵地自西面的中元山延伸至东边的圣智山，由第124师和第126师共计5个步兵团负责防守，配属军炮兵团（缺少2个营），承担正面抵御任务。二线阵地位于罗山、凤尾山、鹰峰山、东银、梅花山一带，第125师及第124师的1个团在该区域修筑工事，同时准备机动应对。
3月7日战斗打响，8日时前线阵地便被突破。部队伤亡严重，最少的团只剩下800多人。由于二线阵地大部分工事尚未完成，在敌军的猛烈进攻下难以站稳脚跟。美韩军察觉志愿军火力薄弱、工事不够坚固，对二线阵地展开更为猛烈的攻击，并大胆进行迂回，导致防守形势更加严峻，防线难以维持。
10日，第42军部队渡过洪川江，经过清平川抵达清平至加平一带，重新进行防御部署；第124师和第125师则转至洪川江沿线，逐步展开阻击。第66军自2月16日起转入防御，至“撕裂者行动”发起时，已坚守了20天。在阳德院里、上茶峰里、釜刚里、大官岱里一线的前沿阵地被敌军突破后，该军调整了部署，将主力转移至梅花山、五音山、御踏山的第二线阵地，继续进行阻击作战。
根据美军战史的记载，第9军在该方向的进攻只遇到了“敌人轻微至中等程度的抵抗”。第1骑兵师和第1陆战师稳步推进，除了韩军第6师外，各部队于3月12日傍晚抵达了“奥尔巴尼线”。
在“撕裂者行动”中，志愿军再次陷入激烈苦战，执行阻击任务的各部队均遭受了重创，屡次面临失地失人的困境，局势极为危急。
以第42军为例，该军减员累计已达1.3万人，步兵连中人数最多者不足百人，许多连队仅剩十余人。为了坚持作战，该军采取了边打边整顿的措施，将编制不完整的分队合并缩编。除了第124师的第370团和第372团能够维持原编制外，其余各团均被缩编为1个营或2个营，全军的作战能力仅相当于入朝时的三分之一。
3月8日12时，志司发布防御战术指令，要求各部队改进阻击战术。指令中强调，当前作战方针的核心在于“依托有利地形，积极开展机动作战，以最小的代价造成敌方大量伤亡，并尽可能延长战斗时间”。为此，各军、师应综合分析敌军的进攻特点，优化防御战术，同时密切掌握战况发展，确保在关键阵地的防守与反击时机得当。
本次战役进入第二阶段后，志司在20天内已连续发布了第三次防御战术指示。
自志愿军入朝以来，主要作战任务多为进攻战，防御作战的研究较少，经验也相对不足。基层部队在防御战术方面的素养普遍较弱，因而在战场上难免遭受损失。当全线转入机动作战防御时，志愿军司令部连连发布指示，要求改进相关战术问题，这对提高部队的防御作战能力、减少伤亡，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然而，提升部队的防御战术水平需要经过一个认知和实践的过程。
第42军在战后总结中指出，这一阶段，部队对司令部相关指示的原则仍“未能深刻认识与落实”，“不是积极地观察地形，合理分配兵力和组织火力，巧妙打击敌军，而是试图依靠兵力硬挡敌人，不愿利用阵地逐步抗击。结果，某些阵地在配置上加强了前沿，却忽视了纵深，守备时前沿伤亡惨重，纵深兵力空虚，最终被迫撤退，甚至人地两失，无法实现持久守备。”
与此同时，部队还出现了一个让人忧虑的现象：
随着部队转入防御阶段，官兵的思想出现了波动。杜平指出，当时许多人产生了疑虑，部分官兵对战争胜利的信心有所动摇。有些战士表示：“敌人的炮火太猛烈，难以抵挡”，“光靠我们这几个军很难取得胜利”。
还有一些干部提出疑问：“这场战争究竟什么时候才能结束？”“为什么我们的炮不发射？我们的飞机为什么没有出动？”特别是由于防御作战造成较大伤亡，怨言更为突出，认为“打防御战不划算”，并担忧“这样继续下去会削弱部队的战斗力”。
在这种情绪影响下，部队管理松弛，出现不愿修筑工事、不愿进行防空、行军过程中随意掉队、违反群众纪律等不良现象。
当时的一个消极情况是，越来越多的人在逃亡途中掉队。
根据第42军的相关资料，在转入运动防御后，为加强一线作战力量，该军将机关勤杂人员及部分炮兵、担架兵等共计2000余人精简，补充至前线步兵分队。
由于这批人员缺乏实战经验，并且是在极为残酷的战斗条件下被补充到一线，因此大多数人情绪不稳，出现了大规模的逃亡现象。第371团步炮连补充至步兵连的人员，几乎全部逃跑；第124师精简的60余名机关勤杂人员，原本准备补充到一线连队，一夜之间便有40余人逃亡。
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第42军，其他部队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辽东军区的领导报告说：最近一些逃兵携带武器，成群结队，时常发生抢劫等违法行为
志司认为：安东的逃兵收容数量竟已达到数百人，其他地方可能也有类似情况发生。要求通知东北各省军区和政府进行收容；对于情节严重者，必须就地进行公开审判，并给予纪律处分。对于一般的逃兵和落伍者，需收容后进行教育，并分别通知志愿军各军派人将其带回原部队，同时在各部队中开展反逃亡的政治工作。
长期身处残酷的战争中，无疑会在精神和生理上带来巨大的折磨。
尤其是在战场陷入被动局面、战斗失利、伤亡增加、局势持续紧张、人员极度疲惫、供应困难、饥寒交迫，各种危险接踵而至时，部队所受到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在这种情况下，政治思想工作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
针对部队的思想状态，志愿军政治部将思想教育的重点放在“加强胜利宣传，增强守备信心”上，反复向部队说明：我们虽经历了重重困难，但所取得的胜利意义深远；尽管面临不少挑战，敌人的处境比我们更为艰难；只要我们坚持两个月，新的强大后续部队就会到达，敌人必将遭遇更大的失败。
此外，部队还广泛开展了“反对不良倾向，巩固部队建设”的工作，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加强革命气节教育”。这一教育明确指出，投敌是对国家和民族的背叛，是每个中国人不可承受的耻辱。
由于志愿军中那些逃跑或投敌的人员，大多是曾在国内战争中投降或被俘的原国民党士兵，因此，思想教育中特别强调要做好这些“解放战士”的思想工作。教育中指出：“过去为蒋介石卖命，后来向解放军投诚是一种光荣的选择，但如今与美帝国主义作战，投敌则是对祖国和人民的严重背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