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战役后期，西线志愿军各部在追击逃敌时陆续渡过汉江，于1951年1月7日前推至水原、金良场里一线；8日，人民军第1军团占领金浦、仁川港。
桥头堡阵地，也称滩头阵地，是进攻军队跨越江河障碍作战时预先在对岸占领并固守的一块地方。建立桥头堡阵地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敌方利用宽大水障凭险据守，使己方在跨越江河进攻时提前获得一个前进基地。
在汉江南岸桥头堡阵地执行警戒和掩护任务的是第50军和第38军第112师。其中，第50军部分部队向前部署至水原至金良场里公路以北区域，主力则位于汉城与水原之间；第38军第112师则布防在京安里地区，而军主力则远在汉江以北、议政府以东地区集结休整。
此外，人民军第1军团有两个师配置在金浦和永登浦地区，负责海防警戒；第42军第125师则部署在南汉江以东、阳德院里西北地区，担负汉江南岸阵地翼侧的掩护任务。
志司决定在汉江南岸建立并保持一个桥头堡阵地，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首先是为了巩固对汉江以北区域，特别是对汉城的控制，确保汉城不在美军远程炮火的威胁范围内；其次，作为未来春季决战攻势的前进基地。
在这两点中，后一点比重更大一些。从这一角度来看，汉江南岸的桥头堡阵地更多是按照进攻的需求设置的，一旦春季攻势展开，它将成为志愿军西线部队的进攻出发点。
因此，志司命令第50军占领汉城后继续向前推进，迅速派遣一支有力部队控制汉江的桥梁，确保占据汉江南岸一定纵深的区域；若敌军继续向南撤退，则立即尾随追击至水原待命。与此同时，第38军等部队在攻克杨平后，从东南向西北方向进攻利川、水原，前出至南汉江以西区域，与第50军在汉江南岸的阵地形成呼应态势。
当时，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沙哈罗夫通过分析战场态势，发现中朝军队在汉江以南的部署存在不足，指出志愿军和人民军在汉江以南的兵力过于分散，未能形成完整的防线。
他建议将人民军第1、第5两个军团及志愿军第50军等部队调至前线，以巩固骊州、利川、水原一线的防御。同时，他强调应加强对敌方的侦察，以保障志愿军和人民军主力在汉江以北的休整。
然而，志司并未完全采纳沙哈罗夫的建议，不赞成按照坚守防御阵地战的思路，在汉江南岸设防，同时也不愿在这一方向上投入过多兵力。
当时志愿军能够投入前线作战的共有6个军，其中仅有第50军和第38军的一个师驻扎在汉江以南，其他部队则集中在汉城以北的高阳、议政府、加平等地进行休整。由于持续作战且未获得补充，驻守汉江南岸的部队已经十分疲惫。
以第50军为例，该军在第一次战役时仓促入朝，经过三次战役后，全军兵力仅剩3.2万人，人数在志愿军的6个军中排名倒数第二。
尽管第38军是志愿军的主力部队，但由于大量的战斗减员和非战斗减员，部队也只剩下人，在原第13兵团的4个军中兵力最少。多数战斗连队的兵员仅为出国时的三分之二，少的甚至不到一半。第38军112师在前几次战役中，一直承担主要作战任务，已被消耗殆尽，抵达汉江南岸时疲态尽显。
此时，汉江南岸还有人民军第1军团的两个师，但每个师的兵力仅有数千人，作战能力有限，并且被美军的登陆佯动牵制在海岸方向。
与美军在这一方向投入的兵力相比，志愿军和人民军的数量已明显处于劣势，更何况在炮兵、航空兵及坦克装甲力量方面，两者之间的差距更为巨大。
从客观角度来看，汉江两岸的地形对防御一方极为不利。汉江南北的地形差异显着：江南多为起伏不定的丘陵和山地，而江北则是广阔的低洼平原，几乎没有天然的屏障可供防守。在这种情况下，防御重心只能放在南岸。
然而，南岸的纵深有限，从水原、金良场里、利川、骊州一线到汉江，纵深仅有30到40公里左右。一旦前线阵地被敌方突破，防御方就将陷入背水一战的不利局面。此外，汉江以南的山地，从利川、骊州到京安里一带，山谷多为南北走向，底部交通条件较好，便于机械化部队的移动，这对于进攻方而言也是一种优势。
进一步来说，通过汉江向南抵达水原、平泽，并接近西海岸的江华湾，还面临美军登陆的威胁，尤其是来自仁川方向的压力最大。在这种防御部署中，必须加强对海岸的警戒，预留一部分兵力以应对可能的反登陆作战，这无疑增加了防御方的组织难度。
由此可见，汉江南岸的桥头阵地在设防之初便遭遇了诸多不利因素。
以1月15日启动的“猎犬行动”为起点，美军开始从防守转向反攻。
这一变化在初期经历了一个试探性的阶段。刚开始，美军的攻击行动更多是威力侦察和骚扰性质，未能引起志愿军的高度重视。
1月22日，志司致电中央，汇报汉江南岸的防御部署，判断美军在该方向的调动“似乎是为了加强正面防御，还没有进攻我汉江南岸桥头阵地的意图。志司还认为，对敌方小股部队的侦察活动不必过于担心，可以放任敌人胆子大一些，然后歼灭其几个小股部队，这样局势就会平静下来。
然而，事态的发展证明了这一判断是有问题的，志司完全没有预料到美军会如此迅速地展开大规模进攻。在1月下旬和2月初，美军相继展开了“霹雳行动”和“围捕行动”，逐步将局部的试探性攻击升级为涵盖西线和东线的全面反攻。
为了应对战场局势的变化，中央决定迅速准备发动第四次战役，其基本设想是：
首先，在西线采取行动，守住仁川及汉城南岸桥头堡垒，确保汉城安全，同时吸引敌军主力于水原、利川一带。随后，在东线发起反攻，集中主力突破原州，直取荣州、安东方向。
这一指示，可以看作是“西顶东反”战略的最初版本，也是其最全面的版本。
1月30日，志司根据中央的指示进行了前进部署。
邓华回国处理事务时，彭、韩、洪和解四人正专注于分析敌我形势。
李奇微的攻势重点集中在西线，即汉城和汉江一带，这条战线主要由美军主导，推进速度较快；而东线以伪军为主，进展则相对迟缓。
“这家伙是想先让美军发动进攻，再顺势把伪军也带动起来！”
“这正是李奇微的弱点！”
“西顶东反！先楚再去西线，组织指挥所，统一调度38军、50军以及人民军1军团，在汉江南岸抵挡住李奇微主力攻击集团的突袭。等邓华回来后，立刻前往东线，指挥39军、42军、40军和66军这四个军团，诱敌深入，放伪军进入后发起反击！力争歼灭一到两个师，然后对敌纵深发起进攻，从东侧威胁西线敌军主力的侧翼，动摇李奇微的战役部署，阻止其继续进攻！”
“西顶东反”，概括起来就是：以一部兵力在西线组织防御，钳制美军主攻集团，以主力在中线、东线实施反击，争取歼灭美韩军一部，尔后乘势向纵深发展进攻，从侧后威胁美军主要进攻集团，以动摇其整个进攻布势，制止其全面进攻。
显而易见，这是一种攻防兼备的战役构想，利用防守支援进攻，通过积极进攻和两翼夹击，推动战局趋于稳定。
实现这一构想，最重要的是拿捏好出击的时机和力度。出击过早，志愿军主力来不及集中，预歼之敌也不易突出冒进，形成好打之势；过晚，则可能因钳制方向支撑不住，而导致翼侧暴露，以至无法保证主力完成集结并展开反击。
从出击的力度看，一旦出击，就必须达到打动、打乱敌军整个进攻布势的效果，如此才能动摇敌方的进攻意志，否则，即便能歼灭一部分敌军，也不会对全局产生重大影响。
志司对于主力出击能否达到预期效果，仍然没有十足的把握：此次战役中，双方的步兵数量大致相当，志愿军在前几次战斗中所占的步兵优势已经不复存在，而在空军、炮兵和坦克等方面的劣势则愈发明显，问题更加突出。加上部队没有能够得到充分休整，士兵极度疲惫，此时仓促应战，战役的组织显得十分勉强，必然会为作战进程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
“先楚，你的任务可不轻啊！防御纵深只有二十多公里，而正面却有四十公里之宽。河流封冻，美国人的坦克可以来去自如。你要打的是阻击战，这正好让美国人有机会充分发挥他们的火力优势。你不仅不能后退，还要尽量拖延时间，绝不能过快收缩防线，否则时间不够，东线部队就无法及时补充粮食和弹药啊！”
韩先楚缓缓地点了点头，说道：“没错，一场恶战在所难免。”
志司预计，最糟糕的局面可能是：“主力部队出击受阻，朝鲜战局有可能暂时陷入被动。”
为执行“西顶东反”的战略，必须在西线、中线和东线分别组织作战。为此，志司决定将志愿军和人民军的参战部队按作战方向进行编组，并在联司的统一指挥下，设立三个前方指挥所，分别由联司的三位副司令员——邓华、韩先楚和金雄，负责三个方向的作战指挥。
邓华负责指挥由第39军、第40军、第42军和第66军组成的中线集团（位于东线右翼），这个集团被称为“邓集团”，其指挥部被称为“邓指”。
韩先楚负责指挥由第38军、第50军和人民军第1军团组成的西线集团，通常被称为“韩集团”，其指挥部则被称为“韩指”。
金雄负责指挥由人民军第2、第3、第5军团组成的东线集团（部署在东线左翼），这一集团被称作“金集团”，其指挥部则被命名为“金指”。
2月4日凌晨2点，志司向中央军委发电，汇报前线的情况、战役作战方针以及防御和出击的部署，并详细提出了通过向原州和横城发起进攻以迫使敌军后撤的战役构想。
根据这一计划，汉江南岸的防线力争坚守到6日晚，以确保第42军主力在4日拂晓前集结于砥平里一带，并与第38军第114师协同作战，消灭美军第2师第23团及法军营；如战果顺利，随后向牧溪里推进。同时，人民军第2和第5军团负责消灭位于横城东南的韩军第5师两个团及美军一个营。
志司预见到，若能够在这两处都取得成功，即使敌人占领了汉城，也不会敢于越过三八线。如果能争取到足够的时间，将攻击推迟到12日前后开始，便有可能使主力部队在原州和横城地区消灭敌军一两个师，从而迫使敌人停留在汉城，或将其逼退至水原、利川线以南的原阵地。
志司再次分析了出击失利可能带来的后果，强调如果我军行动受阻，敌人必将进攻三八线。尽管洪川、春川一带的山区适合抵抗作战，但当地无法就地取粮，后方运输困难，补给难以为继，若形势严峻，只能被迫放弃该地。
在整个反击部署过程中，首先要求邓集团的各个军队按时抵达指定区域，并完成集结和展开。由于这些军队当前驻地距离预定集结区域尚有80至130公里，需要进行远距离的侧向运动。
在各军中，第42军最早行动，于2月2日晚间出发。第39军、第40军和第66军的主力部队分别于2月5日和6日开始行动，经过数昼夜的急行军，最终在2月9日至11日期间先后抵达指定位置。
2月9日，志司致电中央军委：
邓、金集团计划在十一日或最迟十二日发起反击战役，如能成功歼灭敌军一至两万人，便有可能挫败敌军的进犯企图，并重新夺回三七线以北的地区。战役结束后，主力将在平昌、原州、利川、水原一线以北进行整编补充，预计在三月底至四月初发起下一次战役。若此次反击未能奏效，敌军可能趁胜攻入三八线，此时我方也将利用敌军疲惫之机展开反击，削弱其士气。
电报还指出：“为及时应对以上两种情况，建议将第19兵团分为三路进入朝鲜。”
11日，中央军委复电志司，再次强调：此次战役中，如果我方反击不利，敌军确实有可能越过三八线。然而，若敌军乘胜追击，到2月底便可推进至金川、铁原一线，而第19兵团无论是通过车运还是徒步行军，都无法赶至瑞兴、金川、铁原一带。
如果敌人在到达三八线后选择观望并进行一段时间的整顿，然后向北推进，那么第19兵团在东线有望歼灭敌军1至2个师，打开缺口。如此一来，西线的敌人若冒然前进，有可能被遏制。然而，我们也必须考虑到敌军占领汉城后，侦察到我西线兵力薄弱，仍可能继续进攻，迫使我东线撤退。
为了避免上述不利情况的发生，请指示邓华集团在寻找机会歼敌的部署中，务必避免仓促应战。如敌军冒然推进，可诱使其深入，利于我方围歼；若敌军未进，则必须寻找敌方弱点，利用我方优势分割敌军并歼灭其一部分。
这份电报的精神与4日的复电完全一致，尤其是在对邓集团反击作战的要求上，几乎是原封不动地表述。这清楚地反映出中央军委对这次反击是否能够取得胜利极为重视，并且从一开始就为成功与失败两种可能性，做好了充分的预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