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在殖民地X仰上的开放性，使得当时英国殖民地，乃至后来的米国，能够吸引到更多的移民。
这些移民，并不仅仅来自于英国本土。
事实上，由于法国在移民政策上的X仰选择，即使是法国国内的新J徒，在选择向北美移民时，也往往会前往英国殖民地。
而新法兰西则在初步形成造血机制后，继续陷入新移民数量不足的囧境。
以至于当年那800多名“国王的女儿们”，还会被后来的人，称之为“魁北克的母亲”，
以纪念她们，在加拿大法语区的开拓中，曾经发挥过的关键作用。
对于这些法国女性来说，这固然是一种殊荣，但由此也能看出，法国和“新法兰西”在吸引人口的方面，做得多不尽如人意。
英法两国隔着一个海峡，然而，这是两个迥异不同的国家。
和欧洲大陆特别其代表法国相比，英国在中世纪早期王权是最强的，这可能和王室是征服者，而贵族多是被征服者有关。
王室的地方管理机构触角，可以达到郡甚至村镇，并且少有的在中世纪，对地方拥有征税权。
英国的贵族，基本是领土和权力都不大的男爵。
大宪章又称男爵法案就是这个原因。这些男爵们不但实力弱小，而且每个男爵的领土，还被碎片化的分布在各个不同郡，有的被分割多大达几十处。
同时，他们还受到王室派出机构的监视。
王室实力强——社会掌控力强——税收能力强——军队和官吏规模大——王室实力强，形成了一个自洽的逻辑闭环。
因此，英国的贵族包括J会，要对抗英王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联合。
只有联合起来，弱小的个体，才有和强者对话的资本。
这是议会这一政治机构，最早在英国产生并发扬光大的根本原因。
大宪章是议会所代表的，贵族共和发展的必然结果。
此外，由于国王强大，贵族弱小，国王有动力也有能力干涉，贵族领地的内部事务，并以宗J和道德的名义，
要求给予贵族领土上的人民，更多的自由和权利，这也是对贵族实力的进一步消解。
所以，英国的村镇，很早就形成了相对宽松的村镇自治的制度。
领主通过宗J法庭，在法律的名义下实施领地管理。
而张家长李家短的村镇内部事务，则由村民们同样在宗J法庭中自治解决，领主并不干预。
议会制和村镇自治，也成为后来北美殖民地的两大社会基石。
反观法国、神圣罗马帝国等大陆国家，国王不过是大一点的贵族，对单个公爵也没有太大优势。
因此，根本无法向诸侯征税，国家只不过是军事同盟而已。
这也导致其，无法建立强大的军队和文官集团来掌控全国，也因此实力始终有限，形成另一个逻辑闭环。
至于国民，更是只知领主而不知国王，对贵族领主的依附程度和忠诚度，比英国要高得多。
国王权力的强大和弱小，很吊诡却又合情合理的导致了，英国社会的“自由化”和法国社会的凝固化。
这也使以城市崛起为标志的资产阶级革命来临后，英国反而成为了国王权力更小的立宪国家，而法国成为君主权力最大的君主专制国家。
关于西方文明中的“自由”，再提一些我的看法。
个人觉得自由主义是一种社会结果。
背后其实有长期的社会角力为其背书，而且并不是一种普遍现象。
不同人群，不同阶层的自由状态和自由理念也是不同的。
中世纪的欧洲，国王的实力较弱，可参考东周时候的周天子，所以诸侯们受到的约束较少，
整个社会没有皇权大一统的桎梏，显得比较开放，各种创造力和行动力，可以在权力的竞争夹缝中，找到生存和滋长的空间。
我国的春秋战国之所以成为，中华文明的文化大爆炸时代，也是这个原因。
欧洲中世纪虽然因为宗J的大一统，而在文化多样性上建树较少，但商业文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工商业力量的增长与同时代的我国，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这为后来欧洲城市代表的市场经济集团崛起，打下了坚实基础。
并成为欧洲率先现代化的决定性因素。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欧洲大地在中世纪有着普遍的自由。
实际上，欧洲的底层民众所拥有的自由，要远低于同时期的我国。
欧洲民众大多为失去部分行动权，随土地依附于贵族领主的农奴。
而我国同时期，则是与地主属于雇佣关系，并拥有自由身的农民。
我国民众有着更高的自由度，欧洲人的自由却是属于贵族的。
当然，我国也有很多民众，因穷困潦倒或躲避官税，而依附于豪强大族成为家奴，但主体仍然是自由民。
另一方面，欧洲民众不但缺少自由，且一出生身份就被固定，贵族永远是贵族，平民永远是平民，存在阶层固化。
虽然平民因某种功绩，获得爵位的案例不是没有，但只是极少数，并且没有制度保障。
反而是我国，普通民众存在通过科考改变个人地位的上升通道。
不管科举制度有多少弊病，我国的阶层流动性都远高于欧洲。
事实上，我国的确有很多布衣出生的显官甚至权相。
直到资本主义带来一种全新的阶层流动方式，我国的这一社会优势才在19世纪被逆转。
但直到21世纪，国家真正的实权人物和大富豪，依就被那些，历史悠久的大贵族家族后裔把持着。
欧洲后来的民众自由，主要源自逐渐壮大的城市。
一句中世纪谚语是“城市的空气令人自由”。
很多农奴，特别是从事手工业的农奴，从封建庄园逃跑到城市去。
英国的强势君主，以及后来法国的君主专制对贵族阶层的打压，也为民众提升了自由度。
实际上，那个被砍去头颅的查理一世和路易十六，给予民众的自由，是典型中世纪国家无法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