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一条路线中，南洋的地缘Z治地位，与它在几百年前，并没有本质性变化。
“Y带一路”的提法，本身是一个，地缘Z治遗产继承的经典做法。
用一句成语形容，就是“旧瓶装新酒”。
前者旧瓶源自于汉武帝时期，开拓成型的丝绸之路。
后者的旧瓶上，最耀眼的那抹亮色，显然就是“郑和下西洋”了。
在M六甲王国，试图摆脱南北两大王朝影响，艰难求生之时，大明王朝的这个历史性决定，将对M六甲及南洋的地缘Z治生态，造成重大影响。
公元1405年-1433年，郑和奉命七次出海远洋。
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远洋之举，船队编制有2万余人，规模达到200余艘。
其航迹从南海向西，一路延伸到北印度洋周边地区。
即使是后来在海外殖民事业中，取得巨大成功的葡萄牙、西班牙两国，在开拓时期也难以望其项背。
如此大规模的天朝船队进入南洋，不可能不对当时的南洋，造成重大影响。
不过，在了解郑和下西洋一事，对南洋的影响之前，先来了解一下“西洋”这个概念。
首先要了解的是，到底哪里才是“西洋”。
其次，从以方位命名的方式有看，有西洋也就必定有东洋了，那么“东洋”又在哪里，郑和他们又有没有去过“东洋”？
我朝是取代了元朝统一了天朝，其最初对海洋的认知，自然也继承于元朝。
在元朝时期的认知中，苏门答腊岛西端，是一个分界线，以西地区被归为“西洋”，
以东的M六甲海峡、南海周边地区，则被称之为“东洋”。
这个切割标准，在后世也是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划分法，应该说还是很科学的。
然而，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以此标准来看的话，作为郑和船队重要目的地的马来地区，毫无疑问的应该属于“东洋”范畴。
那么，为什么这段历史，被称之为“下西洋”，而不是“下东洋、西洋”呢？
实际上，“郑和下西洋”的提法，并非出自于郑和往来东、西两洋之时，而是源起于16世纪末，即明万历年间的一本演义小说——《三宝太监西洋记》。
当时风雨飘摇的大明王朝，正处在倭寇犯境的威胁之中。
舆论上，有借郑和远服海外诸国之事，抵御海外侵扰、重振国威的需要。
“三宝太监下西洋”及后来演化而成的“郑和下西洋”故事，遂在此时以演义，甚至被神化的形式流传于世。
现在，问题又回到了原点：为什么我朝初年，郑和出使东、西两洋的事件，在后期演化为了“下西洋”。
之所以会有这种变化，是因为国人在通过郑和船队的多次远洋，系统获得东、西两洋的资料后，发觉元朝的划分方法，并不那么准确。
如果，从南G国找一个，离开G国海岸线的起点的话，这个起点无疑是guang州。
假如从G州出发或经停，借助季风南行的，天朝船队一路向南的话，他们最先抵达的将是，加里曼丹岛中部。
对应的点大体就是后世“文莱”的位置。
在郑和开启天朝的“大航海时代”后，文莱地区，此时名为“渤泥”，也得以凭借这一优势，发展了与天朝的关系。
对于有严重“对称情节”的国人来说，如果文莱——G州这样一条近乎正南、正北的中轴线，
即在指南针的帮助下，做到这一认知并不难，来划分东、西两洋，看起来会更为合理。
由此，在我朝后期，无论是刚才我提到的《三宝太监西洋记》，还是同时期成书的《东西洋考》，
都将文莱及其以西地区，归入西洋范畴，苏禄苏丹国（F律宾）及倭国领土内的国家，则归入“东洋”。
在19世纪中后期，在被跨海而来的欧洲人，逼迫打开国门看世界之后，西洋一词在天朝，逐渐成为了欧洲，乃至整个白种人统治下欧美地区专属。
“洋”这个在天朝文化中，地位原本远低于“土”的字，也因其在技术上所暗含的先进性，与后者的对比关系发生了逆转。
以至于后世，“洋”在中文的语境中，仍然含有高大上的意味，“土”则反之。
受这一思维影响，在倭国凭借海洋实力崛起，并对天朝构成威胁后，“东洋”的标签，也成为了倭国的专属。
当东、西两洋都有了专指对象之后，“南洋”就成为了南海周边地区的代名词，更可进一步用来专指马来地区，我讲述中的“南洋”，就是这层意思。
纯粹从其与南海相接的位置来说，“南洋”一词的使用，倒也更为准确。
当然，名字只是一个标签，不要因此而引发认知混乱就行了。
大家更关心的，是郑和下西洋之举，到底对南洋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之所以说“郑和七下西洋”之举，于当时只是一次试错，是因为这场前后延续28年，
即1405年—1433年远洋行动，在郑和身死之后便戛然而止。
相比之下，比大明王朝晚了十几年开启海外探险之旅，且起点和规模要低得多的葡萄牙，
不仅没有因开拓者，恩里克王子的身故（公元1460年）而止步，反而一步一个脚印的，构筑起了全球化的“葡萄牙帝国”。
之所以会有这种差异，概因为“海洋”对两者的意义完全不同。
对地大物博、人众多，并且在综合实力独霸于东亚的中央之国来说，海洋所带来的商业之利，只是用来锦上添花的。
甚至，这个“花”添与不添，亦不取决于是否有经济价值，更要看有没有可能，影响王朝内部的集权度及稳定性。
所谓“凡士农工商贾，皆赖食于农，故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
这是清.雍正之语，就是这一观点的最好总结。
反观葡萄牙，则是一个完全相反的例子。
土地狭小而贫瘠，其在15世纪，人口不过百万，甚至一直笼罩在强大近邻，“西班牙”的阴影之下。
海外扩张成为了其，唯一改变国运的救命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