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罗毗荼人在种族上，属于“尼格罗-澳大利亚人种”，也就是通常所说的H人。
在武力和体质上，都占尽优势的雅利安人，自视为“高贵之人”，雅利安的原意。
雅利安人并不愿意，自己的种族特征受到“污染”，由此而生的种族隔离制度，
也就是后世大家所说的“种姓”制度，所谓“种姓”二字的原始含义，即为肤色。
文化是人类摆脱原始宗J阶段的重要武器。
正是通过文字的记录、整理，仅仅依靠祭师口口相传的原始宗J仪式，开始体系化，并最终进化为，有典籍传承的多S一S教。
记录和神话雅利安人早期历史、文化的古老文献，是四部被称之为“吠陀”的经典，合称“四吠陀”。
吠陀经也是后世印度J，与早期婆罗门J最根本的经典，编订的时间跨度，从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
这一被印度文化形成的历史阶段，被称之为“吠陀时代”。
如果对照天朝历史，大体就是商朝至东周的春秋时代。
在这个时代，东亚的华夏文明，同样确立了，以“周礼”为表现形式的系统化行为规范。
也可以说，两大文明的社会典章制度，基础都是在这一阶段打下来。
接下的历史，两大文明的走向，依然惊人的相似。
天朝开始由春秋时代，转入战国时代，印度则同样进入了“列国时代”。
当然，两个时代的相似点，决不仅仅在于出现群雄并立的局面。
我们的春秋-战国时代，大家应该相当熟悉了。
首先，这是一个国家形态重塑的过渡阶段。
随着战国阶段的结束，之前由周王朝强化过的“封建”模式，开始退出舞台。
以中央集权为核心特征的帝国形态，登上东亚地缘Z治舞台，并由此在这片土地上，运行了2000年。
其次，这又是一个各种学说，竞相登场的时代。
儒、道、法、墨、纵横……构成了一个“百家争鸣”的局面。
地缘Z治上异彩纷呈的局面，是这些学说涌现的基础。
基于竞争的需要，各国统治者都希望，借创新思维之机，取得比较优势。
值得注意的背景是，春秋战国时代的群雄并立局面，是经过长时间磨合，自然博弈形成的。
看似纷杂的局面，内核却存在很大稳定性。
以至于，秦国凭借军事优势，完成一统之后，很快就又在，以项羽为代表的，六国贵族的反攻下土崩瓦解。
而在春秋战国时代，这种基于时间沉淀，而形成的稳定性，一方面使得统治者意识到，
需要在竞争中脱颖而出，要改变的绝不仅仅是某一个点，而是需要触及根本的全方位一揽子解决方案。
所谓“变法图强”中的“法”，并不是专指律法。
法字从水，其本意为公平、平衡，一个兼顾各方平衡的，能够建立新秩序的“法”，才是真正的大法。
另一方面，诸国在战略层面谋求突破的需求，促使参与争鸣的各家学说，
都趋向于从更深层次的哲学层面，来提供解决问题的办法。
以至后人在评说那个时代时，都会认可诸学派的佼佼者堪称思想家、哲学家。
比如，墨家虽然在军事防御战术上的贡献很大，但这样做的本质，是为了说服统治者接受其兼爱、非攻的哲学思想。
虽然就当时的情况而言，墨子的想法显然又过于超前了。
又比如，身为“兵家”的孙武，其所诸的《孙子兵法》，也绝不仅仅是一本，事关军事战术的书。
说到这里，顺便谈一下关于分裂和统一的话题。
湖海散人的《三国演义》开篇写到，“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尽管历史上那些分裂、战乱的年代，给整个华夏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苦难回忆，
使得大一统思维，成为维系华夏文明命脉的核心线。
不过，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这并不防碍我从技术角度解读，
分裂时期是否也能为整个M族、文化的发展，创造一些别样的环境。
人才和创新思维，在大分裂时代能够拥有更多展现机会，是不争的事实，
所谓乱世出英雄之说，便说的是这种情况。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诸如三国、后世民国时代这样的短期分裂局面，
本身并不足以促进思维方式的质变，毕竟地缘影响力，需要一个较长时代的累计，才能显现出来。
一个王朝最危险的时期，往往是在前三代，需要所谓“英主”稳定局面。
如秦、隋就是这方面的反例。
一旦治下的每一个国民，都出生在这个朝代。
即使出现一些“庸主”，趋于稳定的统治秩序官僚体系，以及民众意识中的天然认同感，
也能够推动王朝，继续运行相当长的时段。
有鉴于此，此种分裂局面所展现的更多是，一些谋略方面的技巧，比如三国，而非文化上的创新。
一个比较特别的案例，是后世民国时期。
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思想方面的大家，以至于有一部人会很怀念那个时代。
事实上，民国时期的思想活跃度，主因是外部环境的剧烈变化。
19世纪下半叶，中央之国封闭的地缘结构被迫渐开。
在外来思想、先进技术的冲击下，华夏文明不得不被动处在，一个战略转型阶段。
当束缚思想的大清帝国，成为历史之后，自清末洋务运动始，国人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
所产生的思维量变，得以在民国这个纷杂的地缘舞台上释放。
由此又引发了另一个话题，那就是后世处在统一阶段的天朝，是否又会因为稳定，而丧失了思想创新的活力。
对于这个问题，其实倒也不必十分过虑。
毕竟“固步自封”的前提在于封闭。
后世身处这个世界在的天朝，早已不可能，回到关起门来一家独大的状态。
即使华夏文明的内核是稳定、和谐，外部剧烈的竞争环境，也会推动其适应新变化的。
再来看看印度的情况，公元前10世纪中叶，雅利安人从印度河平原，开始向东部的恒河平原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