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华人社团不直接介入当地政治，他们定期所缴纳的租金，也将对文莱苏丹稳定当地的统治起到正面作用。
只是参考西加里曼丹的地缘政治演化路径的话，凭借采矿积累羽翼丰满的华人社团。
有可能会最终主导沙捞越的政治经济，为后人留下一个名为“三条沟G和国”的政治传说。
然而在西方势力开始加紧瓜分世界的19世纪后期，这一愿景实现的机率几乎不存在。
最终阻止所谓“三条沟G和国”在沙捞越地区崛起的并非荷兰人，而是将北婆罗洲地区视为自己势力范围的英国人。
不过比之靠“东印度公司”这种商业扩张模式，英国势力在沙捞越的登陆方式要显得更为神奇。
公元1838年，一个叫作“詹姆斯?布鲁克”的英国冒险家，率领一条炮艇抵达沙捞越首府“古晋”港，这条炮舰几乎花光了他所有的财产。
如果说“东印度公司”，是由众多资本通力合作搭建而成的“有限公司”平台的话，那么布鲁克和他的炮舰就纯粹是一个“个体户”了。
在商业社会中，有限公司和承担无限责任的“个体户”都具有着平等的法律地位。
从这点来看，如果大家对英、荷等国或授权，或默许“东印度公司”这种企业形式。
帮助开拓海外殖民地的形式已经习以为常的话，那么对布鲁克这种个人冒险行为也不应该感到诧异。
凭借强大的武力，布鲁克和他的追随者，很快帮助稳定了当地的局势。
并于1841年，从文莱苏丹那里获得了总督之位。
也正是在这一年，华人采矿公司与他的前任签订了矿业承包合同。
次年，不满足于此的英国人总督，马来语“拉惹”宣布摆脱文莱苏丹的宗主权，成为独立的“沙捞越王国”。
为了与那些土着王国区别开，这个白人王国又被称之为“布鲁克王国”。
很显然，无论从哪方面来说，转移至沙捞越的华人采矿公司，都不会愿意自己置于西方人管理之下的。
问题在于，英国人的武力既然能够制服达雅人和文莱苏丹，自然也能对华人采矿公司造成同样的压力。
因此，尽管沙捞越矿场的华人公司，一直拒绝承认布鲁克的统治。
并且源源不断的从西加里曼丹，吸引新的矿业公司及华人加入，包括在1857年发动W装起义，最终还是只能接受现实。
并不需要为沙捞越华人政治萌芽的遭遇感到遗憾，毕竟从大历史的角度来说。
西加里曼丹华人政治势力的崛起，更多是一场意外，一场在荷兰人暂时未能北上而产生的意外。
其积极意义不在于有没有机会海外再造中华，而在于让封闭保守的华人社会，有了一次自下而上重生组合的试验机会。
只是在英国势力几乎同时登陆情况下，这场注定失败的试验，最终未能在沙捞越延续罢了。
布鲁克王国的领地，原本并没有现在的沙捞越州那么大。
在随后的半个多世纪中，英国白人统治下的砂拉越王国。
不断通过租借、武力征服等方式向东扩张，包括治服原本不接受其统治的华人采矿公司。
整个扩张过程中的标志事件，发生在公元1890年。
在这一年，白人国王的的私人军队控制了“林梦”地区。
后世面积狭小的文莱被分为了两部分。
位于达雅山脉与南海之间，面积不足4000平方公里的狭长地带，就是林梦地区。
林梦地区也是布鲁克王国及沙捞越州，最东边的一块土地。
只是没有哪个国家，会对这种一分为二的情况感到满意，尤其文莱苏丹国残存的总面积还不到6000平方公里。
因此直到21世纪，文莱还在试图从马来国手中拿回林梦。
“白国王”这种从被殖民地土着那里直接夺取统治权，并使用当地尊号的模式并非孤例。
在华人主导西加里曼丹的过程中，同样出现过这种情况。
兰芳公司崛起后不久，一位在竞争中落败的华人社团首领。
率众征服了卡普阿斯河下游，距海岸线约100公里的一个酋长国（戴燕）。
并开始以酋长国王的身份世袭在该地区的统治，直至荷兰人彻底征服西加里曼丹的华人势力，才宣告结束。
无论是东印度公司这种商业模式，还是“布鲁克王国”这种冒险家模式，能够在海外立足，很显然都是依托于其母国的强大。
区别在于，后者可以以英国保护国的身份，存在于大英帝国的殖民版图中。
二战结束之后，布鲁克的后继者正式将沙捞越的所有权转移给了英国。
20世纪60年代，沙捞越与沙巴一同加入了马来联邦。
与英国人在海外的花样殖民方式相比，被中央之国的官僚地主阶级，视为天朝弃民的南洋华人社群。
无论成长的路径与这些西方人有多少相似之处，最终都无法摆脱被政治边缘华的命运。
像同样海外漂泊的尤太人那样倾心于经济，几乎成为了必然的选择。
在西加里曼丹的形势开始恶化之后，沙捞越地区并非是华人，包括后来者海外定居的唯一目的地。
位于后世文莱苏丹国之东的沙巴，同样也是华人寻梦之处。
这一地区原本也属于文莱苏丹国的统治范围，只是早在17世纪中叶。
文莱就已经将这一地区的主权，割让给了另一个苏丹国——苏禄苏丹国。
做出这一选择的理由，据说是因为苏禄苏丹帮助其平息了境内的一场叛乱。
不过参考英国人布鲁克的所作所为，相信大家也应该明白，这一外交事件中，武力才是决定性因素。
在我朝的记录中，苏禄王国与文莱苏丹国的前身“渤泥国”享有着同等的待遇。
这不仅因为这两个王国在三宝太监下西洋时，先后前来我朝朝贡。
更因为跨海而来的两国国王，都有因病离世，将自己留在了中国的情况。
区别在于，S东德州的“苏禄东王墓”一直有子嗣留在中国守墓，并借用温、安两姓融入了中国社会。
而没有子嗣守墓的金陵“渤泥国王墓”则逐渐湮没于荒野之中，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被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