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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葡萄牙争夺澳门未果后，天启四年，荷兰人转而将目光投向了台窝湾。
后面的事情，相信大家都有所了解了。
郑成功最终从荷兰人手中夺取台湾，并从地缘政治层面，将台湾岛纳入了中央之国核心区的范畴。
葡萄牙人和荷兰人，在澳门及台湾的活动，后面我会详细的为大家解读。
现在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上来，那就是荷兰人在亚洲尤其是南洋的扩张，对华人海外移民动向有什么影响。
总结西班牙后来的失败原因，很大程度会归结于竭泽而渔的“掠夺”开发模式。
比如对印加帝国的掠夺，以及黑奴隶的高消耗使用模式。
这就好像在原始农业时代，烧荒的方式即能平整土地，又得到了种植农作物的肥力。
然而待肥力耗尽之后，如果不想个可循环的方式养土的话，就只有换个地方继续烧荒了。
这种原始农业模式被称之为“游耕”或者“迁移农业”。
在伊比利亚双雄联手打开新世界窗口时，新世界就仿佛是一片可供无限“烧荒”的原始森林。
然而这种原始资源量再大，也终有消耗殆尽的一天。
更何况随着时间的推移，试图分一杯羹的竞争者也会越来越多。
与后来资本起主导作用的荷兰、英国模式相比。
西、葡两国对殖民地的权力主导模式，的确存在很大的资源浪费。
一切都有如农业进化过程中，粗放农业模式最终被精耕细作模式所取代一样。
与中央帝国主导的社会相比，商业社会最大的特点是：整个社会的架构是基于“契约”搭建起来的。
契约订立双方在法律上的平等关系，更能让每一个商人感到安全。
在渗透东印度群岛之后，荷兰人在解决人力问题的做法，便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
饱受诟病的黑奴劳动力，并没有被大规模引入东印度群岛，取而代之的是从中国东南沿海招募的“契约华工”。
契约华工或者自愿闯荡南洋，我称之他为下南洋。
“下南洋”行为的高峰期是在鸦片战争后。
鸦片战争后至20世纪30年代，以契约华工的形式前往海外谋生的华人，数量将近千万。
南洋又是华工流入的主要目的地。
仅新加坡一地所转运的华工，就超过500万。
很显然，新加坡之所以能够成为海外“华人”比例最高之国，与它的特殊位置和这段历史是分不开的。
对“契约华工”一事推动最大的，是当时的大英帝国。
奴隶劳动力的使用，本质并不符合工业资本时代的需求。
这也使得英国在19世纪初，最早提出废除奴隶贸易的国家。
并需要大量的“自由”劳动力，来解决废奴后的人力资源问题。
另一方面，中央之国面临着巨大的人口压力，政治的积弱及时代的转变。
也使得晚清政府不再把人口外流，视为洪水猛兽。
由于需求量巨大，契约华工的签约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出现了很多拐、骗等强迫现象。
以至于历史上，契约华工又在部分地区称之为“猪仔”，签约、转运华工的行为则被称之为“卖猪仔”。
然而将整个“契约华工”式的人口外流现象，视为一种变相的拐卖人口。
或者视为“黑奴”制度的变种并不客观。
大部分流入海外华工，还是抱着“淘金”的目的，自愿前往海外的。
“猪仔”一说，很大程度还是因为旅途、工作环境的恶劣，且需要用劳动偿还出海的费用，导致丧失一段时间的人身自由。
英国对华工的招募行为，始于19世纪末对开发马来半岛资源开发。
不过最早这样做的并不是英国而是荷兰。
1617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决定将位于巽他海峡东侧的雅加达，定位为自己在东印度的政治、经济中心。
彼时的雅加达规模还很小，为了自己在东南亚的长期经营。
荷兰人不仅将马来语的“雅加达”更名为荷兰语的“巴达维亚”，二战时改回来了。
更开启了大规模的建设工作，“契约华工”群体也由此出现。
当地的马来人的劳动效率问题，是荷兰人决心引入华工的主要原因。
由于华人很早就开始在南洋各主要港口城市经商甚至定居。
精明的荷兰商人很快便做出最经济合理的决定：让中国人来帮助他们建设殖民地。
不过单纯将荷兰人的招募对象称为“华工”，倒也不是很准确。
因为大多数情况下，荷兰人并不是直接招募中国人做工。
而是把工程或者商业项目，比如种植园包给有实力的中国人做，由后者再进行招募工作。
荷兰人的这种承包式做法，使得“卖猪仔”一说，并没有提早到17世纪初。
换句话说，当时前往爪哇等地谋生的中国人，基本是没有强迫现象的。
整个过程，更像是一种基于各种“契约”而形成的战略合作关系。
比如在18世纪初，有80%以上的种植园主是华人。
这种合作关系，使得前往荷兰殖民地谋生的中国人，整体也获取了不小的经济利益。
并且在荷兰人与马来人之间，形成了一个中间阶层的趋势。
然而华人最终却并没有在荷属东印度形成一个中间阶层。
至于这一切是怎么造成的，是有各种各样的原因的。
事实上，在包括印尼在内的东南亚各地。
华人并不需要特别的扶植政策，最终都可以做到主导当地经济的程度。
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点：其一是勤奋和危机意识。
由于四季交替，高纬度地区一年当中总有一段缺乏食物来源，需要依靠储蓄来生存的日子。
同时，这种资源的相对匮乏，还会使得族群间的竞争更加激烈。
反观纬度的热带地区，则大都以物产丰沛而着称，缺干旱地区除外，几乎不用为食物来源问题感到困扰。
在自然、人文两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更为勤奋及更有危机意识的温带民族，一般在竞争力上优势明显。
第二个原因是对教育的重视。
与世界其它温带地区不同的是，在华夏乃至整个东亚的文明基因中。
“知识改变命运”的观点已经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