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12 世纪至 13 世纪的中国，政治格局纷繁复杂。当时主要的政权有占据北方大片领土的金国、偏安江南的南宋、位于西北的西夏以及地处今云南、贵州、四川西南部等地的大理，还有在北方草原崛起且不断扩张的蒙古国。
蒙古部落早期分散游牧，1206 年，铁木真统一蒙古各部，建立大蒙古国，他建国后，颁布了第一部成文法典《大扎撒》，统一了蒙古语言文字，极大增强了蒙古的实力和凝聚力。
就在铁木真统一蒙古各部并建立大蒙古国的同时，在南宋，也有一位人物在仕途之路上奋进。他便是余嵘。
余嵘（1162—1237），南宋衢州龙游人，是余端礼之子。他考取进士及第走上仕途。
余嵘官至宝谟阁学士，他继承父亲成为当时的名卿，真德秀对他颇为器重。其仕途经历丰富，曾担任过南剑州太守、大理太常少卿兼礼部侍郎、国子祭酒、建康等府知府、江东安抚使、潭州知州、敷文阁学士、兵部尚书等职，最后以光禄大夫退休。
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 年）十二月甲辰，余嵘同签书枢密院事。他在向皇帝进言时，提出了一些重要观点，如任用贤才、大臣应开诚布公、财利方面应损上益下、反对和议需斩使焚币、强调不可让宦官干预政事等。
在嘉定四年（1211 年），余嵘肩负出使金国的使命。当时的局势复杂多变，蒙古逐渐崛起并对金国构成了巨大的威胁。
余嵘在出使途中，试图与蒙古方面取得联系，其目的可能是为了更好地了解北方局势，为南宋的决策提供更多的参考和应对策略。然而，他的行动遭遇了金军的溃败，这使得局势更加混乱和危险。不仅如此，他的举动还被金人察觉，最终导致未能成功与蒙古建立联系。
回国之后，余嵘向宋宁宗上奏。他在奏报中清晰地指明了蒙古的强大势力以及金国的衰落态势。基于对局势的深刻洞察，他向朝廷提出了重要的建议，即做好备边自治。这意味着南宋需要加强边境的防御，同时整顿内部，提升自身的治理能力和军事准备，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复杂局面和潜在威胁。
此后，金军在野狐岭、会河堡会战中惨败，金国举朝南迁，放弃诸多战略要地，导致粮食供给困难。
金国南侵南宋时，四川方向，名将完颜阿邻战死蜀口；京湖方向，猛将黄掴阿鲁答被俘；两淮战区，时全更是“一军全没”。正如《金史》所言：“宣宗南伐，士马折耗十不一存”，“国家精锐几近丧”，“枢府武骑尽于南”。
这场宋金战争一打就是七年。金国不仅未能达到“取偿于宋”的目的，反而损失巨大。而且此前蒙古进攻西夏时，西夏曾向金国求救，但金国却趁火打劫，以致后来金国入侵南宋时，西夏坚定地站在了南宋一边。
自金朝汴京被蒙古军队围困开始，蒙古多次派遣使者前往南宋，提议双方联合起来消灭金朝。
对于蒙古的提议，南宋朝廷内部存在不同的意见，经过一番讨论和权衡，南宋最终决定与蒙古联合灭金。
南宋与蒙古签订的联合灭金协议对历史产生了多方面的重要影响。自汴京被围起，蒙古多次遣使至南宋，约以联合灭金。南宋朝廷意见不一，最终决定联蒙灭金，双方达成协议，蒙古应允灭金后将河南归还南宋。
这一协议加速了金国的灭亡，改变了当时的政治格局。但，南宋失去了金国这一北方屏障，直接面对强大的蒙古，使其在战略上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
协议使得南宋与蒙古在短期内合作，但也让蒙古更加了解南宋的军事部署和防御弱点，为日后蒙古对南宋的进攻提供了便利。
在领土方面，虽然协议约定灭金后河南归南宋，但蒙古后来并未完全兑现承诺，双方在领土归属问题上产生了诸多争端和冲突，进一步加剧了双方的矛盾。
战争导致了大量的人口迁徙和经济破坏，加重了南宋的经济负担，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南宋与蒙古签订的协议在短期内实现了灭金的目标，但从长远来看，却给南宋带来了更为严峻的外部威胁和诸多内部问题，对南宋的命运产生了深远的不利影响。
金天兴二年（1233 年），蒙军占领汴京，金哀宗出逃至归德，后转至蔡州。宋军主攻南面，蒙军围攻其余三面。在宋蒙联军的持续围攻下，蔡州城的防御渐被瓦解。
天兴三年（1234 年）正月，宋蒙两军分别从南门和西门攻入蔡州城，金哀宗传位后自缢，完颜承麟也战死，金国灭亡。
金国灭亡后，南宋与蒙古的关系从合作转向对立。蒙古将目标对准了南宋。
公元 1251 年，蒙哥继承汗位，开始着手攻灭南宋。公元 1258 年，蒙哥亲率大军分三路进攻南宋。忽必烈率军攻打鄂州，塔察儿进攻两淮，兀良合台从云南经广西北上。
公元 1267 年，蒙古大军开始围攻南宋的军事重镇襄阳。这座城对于南宋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防线。当时的南宋皇帝宋度宗昏庸无能，整日沉迷于酒色，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朝廷内部更是腐败不堪，权臣当道，相互倾轧，为了自身的利益不顾国家的安危。
襄阳城内，守将吕文焕率领军民拼死抵抗。城墙上，士兵们严阵以待。蒙古军如潮水般涌来，喊杀声震耳欲聋。双方的箭矢在天空交错，如飞蝗般密集。蒙古军架起云梯，试图爬上城墙，宋军则奋力推倒云梯，将滚木礌石砸向敌军。战场上鲜血四溅，厮杀声不绝于耳。
南宋朝廷内部的支援不力，贾似道等权臣隐瞒战况、延误战机。公元 1273 年，襄阳城在坚守六年后终被攻破。
公元 1274 年，宋度宗驾崩，四岁的宋恭帝即位，太皇太后谢氏垂帘听政，但朝廷依旧混乱不堪。
第二年丁家洲之战，蒙古大军顺江而下，南宋权臣贾似道率军迎战。贾似道作为指挥官，在战斗中只顾自己逃命，毫无指挥之能。他的逃跑导致宋军失去指挥核心，士兵们惊慌失措，纷纷逃窜。
宋军兵力众多，蒙古军相对较少。这是一场关系南宋存亡的重要战役，宋军的溃败加速了南宋的灭亡。
但在一些地方，仍有民众自发组织起来抵抗蒙古军。李庭芝担任扬州地方长官。面对蒙古大军压境，其率领的兵力虽处于劣势且难以确切统计，但他坚决拒绝投降。
当蒙古军遣使劝降，许以高官厚禄，李庭芝毅然斩杀来使，表明绝不投降的坚定决心。随后，他积极组织军民修缮城池、加强城防工事，还全力囤积粮草和武器。
他亲自率领士兵日夜巡逻，在战场上更是身先士卒、冲锋陷阵，不断鼓舞士气，激励将士们坚守城池。即便在战况危急、粮草匮乏的艰难时刻，李庭芝也坚决拒绝蒙古军的劝降条件，始终坚守扬州，毫不退缩。城中百姓深受其感染，积极支持，为守军提供物资援助。
尽管如此，南宋朝廷内部的权谋斗争从未停止。一些官员为了自保，不惜向蒙古求和。
在南宋抵抗元军的漫长进程中，众多仁人志士挺身而出。
1276 年临安沦陷，南宋朝廷投降，文天祥散尽家财招募义军，奋勇抗敌。文天祥却转战福建、广东，坚决不降。他在五坡岭被俘，拒绝招降，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豪迈诗句。
蒙古大军兵临临安，南宋朝廷求和不成，谢太后带着宋恭帝出城投降。但仍有忠臣义士不愿屈服，文天祥、陆秀夫等拥立益王赵昰、卫王赵昺，继续在南方抵抗。
公元 1279 年，崖山海战惨烈上演。海面上，波涛汹涌，狂风怒号。
宋军最后的抵抗力量在张世杰的指挥下，与来势汹汹的蒙古军拼死一搏。陆秀夫陪伴着幼帝赵昺，神色凝重。
一艘艘战船在海面上激烈交错，喊杀声、炮鸣声震耳欲聋。宋军将士们个个面容刚毅，眼中燃烧着不屈的火焰。尽管他们深知敌众我寡，败局几近注定，但他们毫无退缩之意。
张世杰身先士卒，在船头大声呼喊，激励着将士们奋勇作战。陆秀夫紧紧守护着幼帝，准备与大宋共存亡。
战斗愈发激烈，火光冲天，硝烟弥漫。宋军的战船在蒙古军的猛烈攻击下，不断受损，然而将士们依旧拼死杀敌，用血肉之躯抵挡着敌人的进攻。
最终，宋军寡不敌众，全军覆没。陆秀夫背负幼帝赵昺投海殉国，张世杰在奋战后也壮烈牺牲。这场惨烈的战役，为南宋的历史画上了悲壮的句号。但宋军将士们英勇无畏、舍生取义的精神，将永远铭刻在历史的长河中。
南宋灭亡时，元军大肆搜刮财物。仅临安皇宫中，被掠夺的金银珠宝价值就达数百万两，绫罗绸缎更是多达数以万计，古玩字画、珍稀典籍、精美家具等也被元军抢走，百姓家中财物也被搜刮，致使无数家庭一贫如洗，社会陷入混乱和痛苦之中。
元朝并未把临安作为政治中心，而是以大都（今北京）作为政治中心。
东京城在北宋时期确实繁华，有着发达的商业和海上贸易。历经朝代更迭和战乱，其繁荣程度逐渐衰落。在元朝时期，东京城已不再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其商业和贸易虽然仍有一定规模，但已无法与北宋时期的辉煌相提并论。元朝更注重通过大运河等交通枢纽来发展北方的经济和贸易，对东京城的重视程度相对较低。
元朝建立后，忽必烈将都城定在大都，在那里实施对全国的统治和管理。大都成为元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集中了重要的政府机构、官员和资源。
南宋的灭亡，标志着元朝实现了大一统，结束了自唐末以来长期的分裂局面。但对于南宋人民来说，这是一段充满血泪和抗争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