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讲到此时空的明朝决定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主要目的就是掠夺其海量白银，因为明朝太缺钱！
从十五世纪开始，西方的老牌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就一直在致力于“开辟新航路”，而欧洲人之所以迫切的需要开辟新航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想和中国进行贸易，因为欧洲人很钟情于中国的丝绸、茶叶和瓷器，同时也对亚洲其他国家的香料、漆器有很大的需求，如南洋各国的香料、波斯宝石、日本漆器。
于是，西班牙和葡萄牙是欧洲国家中进行海外扩张的急先锋，尤其是葡萄牙在摆脱西班牙统治后，完成民族统一与国家独立之初便建立起了一支强大海军，由此开始了海外扩张之路，并最先来到东亚地区。
早在西元1415年，葡萄牙的亨利亲王就带领葡萄牙的海军攻占了摩洛哥的休达港，并迈开了葡萄牙海外扩张的第一步。到了西元十五世纪末，葡萄牙人就已经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将触手伸到了亚洲。
到西元十六世纪初，葡萄牙人的贸易帝国已经从印度洋扩张到了南海地区，沿着当年“郑和下西洋”的航线来到了中国明朝。此后，葡萄牙就以印度果阿、南洋马六甲、中国澳门为据点，垄断了亚洲的贸易。
在这其中，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药材等商品，以及马六甲地区的香料，都经由葡萄牙人运往欧洲，而大量的白银则经过葡萄牙人的商船也流入了中国。如此一来，阴差阳错缓解了中国市场“闹银荒”。
西班牙人紧随葡萄牙人之后，在西元1521年抵达了菲律宾岛。当时，菲律宾群岛上各方势力与中国有着较为密切的贸易关系。于是，西班牙人因此看到了与中国进行贸易的商机，并开始和葡萄牙人抢生意。
在西元1565年，西班牙人在菲律宾与墨西哥之间开通了一条商业航线后，由美洲往菲律宾输送白银，再经由菲律宾与中国进行贸易，用大量的美洲白银来换取自己所需要的中国商品，以打破葡萄牙人垄断。
到了西元1574年，这条横贯太平洋的“马尼拉-阿卡普尔科”航线正式投入运营，其运营历史竟然长达二百四十一年之久，直到墨西哥独立！在这两百多年中，这条航线每年通航的船只数量为二十到六十艘，每年为中国提供四万比索的关税以及超过一百六十万比索的贸易额，这使得巨额的美洲白银因此流入中国。
除了西、葡两国之外，在东亚地区，朝鲜和日本也是中国白银输入的重要来源地。朝鲜本身有着丰富的白银储备。因白银充足，朝鲜的金、银比价一度徘徊在1:11左右，而明朝的金、银比价却是1:6上下。
两国的金、银比价差距较大，朝鲜银贱而明朝银贵。朝鲜商人看到商机后，来中国进行贸易，用其廉价的白银换取中国商品，再回国贩卖，并以此来牟取利。因此，朝鲜的白银通过跨国贸易大量输入明朝。
日本也是一个富产白银的国家，其岛内拥有石见、秋田、佐渡等众多的银矿，不仅储量丰富，而且品质优良，使得日本一度有“银岛”之称。在十七世纪时，日本又引进了“灰吹法”这一先进冶炼技术，极大提高了日本白银开采效率，使得日本白银产量迅速增加。因此，日本白银产量曾达到世界总产量的四分之一！
但是，因为“倭寇”常年袭扰明朝沿海地区，以及日本曾参与过“胡惟庸案”的原因，使得明朝在“隆庆开关”后却铭文规定不得与日本进行贸易。这让日本坐拥银岛，钱却花不出去。这时，葡萄牙人看到了商机。
葡萄牙人在中日两国间承担起一个媒介的作用，因为他们将购买的中国商品运到日本出售，再将从日本获取的白银运到中国交易，以从中间赚取差价。于是，从西元十六世纪到十七世纪，葡萄牙人从日本运出了至少价值一百万金币的白银输入中国。当然了，明朝对此乐见其成，因为又可以有大量白银收税了。
不过，葡萄牙与日本之间的繁荣贸易却让荷兰人看了眼红，于是也主动去与日本进行贸易，毕竟日本的折扇、漆器和茶叶等物在欧洲还是大受欢迎的，因为中国自从发明了瓷器之後，对漆器的生产变少了。
通过美洲、欧洲、东亚地区的白银输入，明朝社会上流通的白银就越来越多，这为明朝彻底解决“钱钞本位体系”的问题带来了一个新思路，并催生出了“银本位”的货币体系，那就是“一条鞭法”的制定与实行。
但让明朝皇帝们没想到的是，这一新的货币体系所带来的问题同样很严重，因为中国首先是个“贫银国”，而白银并非如“铜钱”一般为国产“主权货币”，乃“舶来品”，其发行权不在明朝官府，而是对外贸易。
因此，一旦中国王朝的法定货币被“白银化”之后，在“闭关锁国”或政局动荡时，白银很可能摇身一晃，就从“救命丹”变成“催命符”，因为朝廷手里掌控的白银太少，只能通过苛捐杂税和卖官鬻爵来获取“钱财”。这就不仅使朝廷的财政快速滑向崩溃，而且还会引发社会道德愈发败坏，让人性的自私与丑恶展露无疑！
首先说，白银变成当时社会的主流货币，这对明朝的货币政策的影响是巨大的，因为以往的“钱钞本位”的特点在于，其是由国家垄断，是国家用来进行经济剥削的工具。但货币白银化之后，朝廷无权铸钱。
所谓“钱者，特天子行权之物耳，上之威令果行者，虽沙砾可使趣于珠玉，桑楮可以肩于锦绮，片纸只字飞驰于天下而无凝滞”。但明朝的货币被“白银化”之后，这一局面得到根本性改观，原因在于明朝官府无力掌控白银的产量，只能依赖于对外贸易。但明朝的对外贸易却掌握在民间富商手中，而不是大明朝廷。
这好比后世的世界各国，虽然在“经济全球化”中也得了“好处”，但因“超级大国”的货币“全球化”，以及各国产业因与“国际接轨”而被Gdp 或GNp数字化，导致各国本币被国际金融资本强势排挤甚至抄底收购。
于是，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成果就成了为“超级大国”作嫁衣裳，被人家的“金融资本”通过“大放水”和反复加息以回流资金来“薅羊毛”与“割韭菜”，即使各国人均Gdp能做到 全球第一，但普通百姓该穷还得穷！
言归正传。由于“铜钱”与“宝钞”都是自上而下所发行的货币，而“白银”的货币化进程却是自下而上，由民间推动，因此，专制权力对货币的垄断权由此丧失。这就造成了明朝财政收入被“白银”绑架，只能依靠外贸。由此带来的影响，是国家无力操纵货币的比价与舍弃，其价值变动完全在于市场经济的波动范围。
这对于只有经济（市场经济）来说是好事，因为大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尤其是处于“商业”阶段的“资本主义”，甚至能越过“工业”发展阶段，直接进化成“金融资本主义”，也就是后世俗称“高利贷帝国主义”。
于是，从西元十五世纪中前期，明朝放开“银禁”之后，由于明朝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顺差国，就有了持续的稳定的白银输入，故在此后的百年中，白银的购买力是稳定的，且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
因白银的输入，原本由“宝钞”导致的“恶性通货膨胀”就此缓解，进而使明朝的商品经济因此获得极大的长足发展，到处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甚至连“高利贷金融资本主义”也在全国各地出现，如钱庄、当铺。
明朝的经济繁荣地区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以及南方地区，因为这些地区通过出产茶叶、丝绸、瓷器、药材等而进行大宗商品交换，也正是东南沿海地区的大规模商品化生产，促使明朝货币被快速“白银化”。
而此后，随着明朝对贸易性白银输入的更加依赖，使得明朝官府对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的依赖性也更为强化，导致东南沿海地区的商品生产因此获得极大的进步，出现了区域化、专业化、市场化的经济模式。
所谓“苏湖熟，天下足”，东南沿海地区本来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粮食生产区，而明朝在早期也高度依赖东南沿海的粮食，来供应北方的朝廷以及军队的需要。但此时，随着东南沿海地区的商品化生产的发展，东南沿海地区的土地遍布桑田、麻田，广泛种植经济作物，其生产的粮食甚至已不能满足自身需要。
由于通过商品贸易，而使得东南地区的富人普遍掌握了大量的白银，便可以依靠从湖北、河南、安徽、山东等地买来粮食以满足日常所需。这就导致了中原地区的粮食生产因此也迅速走向“商品化”之路。
等到中原粮食生产也供不应求时，中原人只好拿着银子去陕西买粮食，但陕西粮食供应不足，因为已经没地方能买粮了，只能扩大生产规模，于是老百姓就开始向黄土高原开荒，生产各种粮食来满足需要。
遗憾的是，在西元十七世纪初期，地球进入了一个“小冰期”（小冰河时代），因为气候变得干冷的因素，导致明朝的农业遭受到打击，不仅出现粮食大面积减产和绝收，甚至出现人吃人，使明朝陷入危机。
而与此同时，美洲与日本的白银产量却反而暴跌，致使明朝无法通过海外贸易来获取足够多的白银以维持经济运转，尤其是财政运转。因此，明朝陷入白银短缺的困境中，成为了被“缺钱”吊打的集权国家。
白银短缺，粮食减产，致使粮价迅速飞涨，而明朝因此深陷经济危机之中难以自拔，最后彻底崩溃。
而另一方面，由于“赋役折银”的发展，使百姓需要用白银来缴税，但百姓手中没有白银，便只能去市场换取。于是，广大不法商人则借此机会从中渔利，通过贱买粮食来剥削百姓，而朝廷对此却无能为力。
由于官府征收税银的时间与农作物成熟时间不同步，如果早于农时，农民就不得不借贷缴税，因此又受到了“高利贷资本主义”的盘剥。如此一来，即使是丰年，农民的生活状况也不容乐观，始终被“割韭菜”！
物价飞涨与经济剥削，激化了明朝的社会矛盾，使得明朝再次遭遇了政治危机。这种内部危机深重，因为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而外部危机同样不容乐观，因为北方蒙古与东北女真虎视眈眈，屡屡入寇，再加上日本倭寇始终往来于中国沿海一带到处抢劫，杀人和勒索，使明朝在内外交困中一步步走向最终崩溃。
由此可见，“货币白银化”或曰“白银货币化”是明朝历史的一个关键性事件，在“大航海时代”带来“利好”的同时，也促进了这一不可逆事件的发生。正所谓“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伏”，能堪比后世“经济全球化”！
“白银货币”化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其是中国上千年赋税制度的重要变革点，也是中国商品经济之历史新阶段的促成者。但是，“白银货币化”同时也带来了重大危机，使得明朝的白银过度依赖于世界市场，这对明朝的金融安全构成了致命的威胁。这好比后世“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巨额“外汇储备”的功能。
巨额“外汇储备”能够平抑一个国家的国际收支平衡，但也很容易被“国际金融资本集团”通过将其收割来达到控制一个国家经济命脉甚至国家政权来达到不可告人的母的。因此，“经济全球化”未必就是好事，搞不好还要被“反噬”。这就好比中世纪的世界经济第一强国的明朝，因“货币白银化”而最终走向财政崩溃了！
同时，由于“白银货币化”带来的商品经济的大繁荣改变了中国两千年来的社会运作模式，使得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受到冲击甚至瓦解，最后造成了“哀鸿遍野”，情况与后世的“经济危机”爆发情形相似。
因为“白银货币化”形成的“银本位体系”对明朝的“钱钞本位体系”的强烈冲击，进一步削弱了明朝中央集权国家的经济权力，其所蕴含的“自由主义精神”对封建王朝的统治秩序构成严重挑战，使社会剧烈动荡。
由于朝廷没钱，可以确定西南、西北、辽东等地的明军是不可能再调动了。而田乐的“松山新边”需要人，真大保定榆林等镇要防蒙古，川陕要提防播州、广西瑶乱需要平叛……看来看去，似乎只有浙、直、闽、广四省有精力开启对日作战。
而浙、直、闽、广四省，在万历十九年日本即将入侵的情报下，纷纷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扩军和军备竞赛。自万历十九年以来，浙江水军扩充幅度超过36%，增添战船99艘（其中一号大福船32艘），扩军人数为7000，陆军幅度较小，仅为4%，添设三总，官兵1500余。
最后统计得出：浙江省扩军之后的军事力量，大致如下：水师方面，战船1106艘，其中水兵人；陆军方面，陆兵46总，官兵人。而福建方面，万历十九年以来，增添五寨水师福船鸟船40艘，又于海坛游增福船1艘、鸟船4艘。浯铜游增福船2只、鸟船4只。北中二路增浙兵三营共1900人。
综上管中窥豹一番，浙闽的陆兵扩军幅度都不大，不过千余，水师扩军幅度较大。如若开战，海战方面仅浙江一省，依靠万历十九年添设的99艘战舰，依靠其中32艘一号福船便可以纵横日本海域，直接把日本那些停留在汉代的海上力量扫得一干二净。但是登陆作战，四省可调用兵力难以考证。
不过，前文所提许孚远计划的二十万精兵恐怕是不可能了。即使有，明廷也出不起二十万泛海登陆军队的经费。所以，反倒是最初张文熙方案里的各省各出兵，总兵力6万的征讨方案更有可实施性。
但这6万人登陆日本，能造成多大的战果？这就牵涉许多了。仅仅参考第一次朝鲜战争时期，丰臣秀吉留在国内的预备兵力为10万（详细见《万历朝鲜战争全史》）。以此推算，当时日本国内应当能支撑起十万级的防御反击战。
这样看来，双方差距并不会太大，而六万远征明军能在日本境内搅起多大的风浪，便不得而知了。也许，这些明军可以在日本境内拿下一份土地，为日后增添一份自古以来的宣称。
也许，这些明军可以联合地方大名，让丰臣政权提前垮台；也许，这会是一场失败的远征。可惜，历史没有如果。这个战略终究只能在后人的幻想中，在一本本小说中去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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