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里来闹元宵，呛咚呛咚呛！
在农耕民族的习俗中，正月里总是最清闲一个月。每年春播一般在农历三月左右开始。在此之前的二月上旬，农民便要准备种子，修理农具、平整土地、翻堆肥料，所以正月里刚好是痛快玩乐的农闲时节。不过在大明朝崇祯十四年的正月，四川大部分地区的农民却没有心情玩乐。去年旱灾收成不好，献贼又流窜骚扰一番，农民早已经弹尽粮绝、家徒四壁。可新任的四川巡抚廖大亨，最近又主持出 台了一个关于加强税收征管的新举措。
大明朝的财政，早年以本色（米、布等实物）为主，钞钱为辅。嘉靖以后钞法大坏，遭到上下一致的抵制，连朝廷也不愿在税赋中征收自己发行的宝钞。所以上下的合力，迫使朝廷改以白银等折色为主。万历新政，施行“一条鞭”之法，合并税种，征税全用白银。张居正死了还被抄家，他的条鞭之法却保留下来。自万历末年至天启年间，朝廷财政入不敷出，原先供地方不时之需的各省、府、州、县府库的小家底，都按皇帝诏令把藏银输解到了户部。至此，天下官银皆入京师。万历三大征之后，军费开支日益增多。崇祯之后，军费更是浩大。一点微薄的岁入，早已是杯水车薪。没有钱，可仗还得打。朝廷唯一的应对之法，便是不断加派赋税。
天启、崇祯年间加派的赋税主要有四类：三饷；宗室禄米和庄田；带征和预征；地方私行加派（注一）。
三饷是辽饷、剿饷、练饷的合称。从万历末年辽左用兵开始，每亩加银九厘。崇祯三年加征三厘，每亩共征一分二厘，统称辽饷。崇祯十年，根据杨嗣昌的建议，天下按亩加粮六合，每石折银八钱，共增赋二百八十余万两，称为剿饷；崇祯十二年又以练兵为由，加派练饷七百三十万两。三饷共增饷银一千六百七十多万两，超过常年岁入一倍以上。
宗室禄米和庄田，不少也是通过加派赋税实现的。大明宗室的人数大约以三十年翻一番的几何级数增加。万历年间，新封藩王的庄田，动辄万顷，实际上所封之地根本不存在这么多的无主闲田，除了部分夺自民间以外，相当一部分需要通过加派赋税取得租银来顶替。比如就藩汉中的瑞王。他所谓的二万顷庄田，就是靠河南、陕西、山西、四川四省按分摊田亩数加派赋税来实现的。
征收赋税时，又有所谓带征和预征。带征是指历年拖欠未完的钱粮，于征收当年正额时带征若干；预征则是指除了缴纳当年的赋税外，提前征收来年的部分钱粮。
地方私行加派更是巧立名目，对百姓有敲骨吸髓之痛。崇祯年间，兵部尚书梁廷栋曾说“今日闾左虽穷，然不穷于辽饷。一岁之中，阴为加派者不知其数。如朝觐考满、行取推升，少者费五六千金。合海内计之，国家选一番守令，天下加派数百万。巡按查盘缉访，馈遗谢荐，多者至二三万金。合海内计之，国家遣一番巡方，天下加派百余万。”梁廷栋作为兵部尚书，本意是为加派辽饷辩护，但是他认为地方官员阴为加派的数额大于辽饷，却是符合实际的。
但使情况更为严重的，是税赋负担的不平等。王府、勋戚、缙绅有着一定的免税特权。他们利用诡寄、飞洒、影射等方式逃避粮税，那么全部的赋税负担就落在了平民和中小地主身上，导致他们不堪重负，大量破产逃亡。可地方官吏为了足额完成税负重任，又不得不挖空心思，采取各种办法收取赋税。新任的四川巡抚廖大亨也不列外，他上台伊始，便挖空心思，不断强化各府、州、县赋税征收的责任。
崇祯皇帝即位之初，便严于征收钱粮，并且有严格具体的规定。比如知府不完成赋税不能升迁，知县等官员不完成赋税甚至不能参加升迁前的考选。同时，完不成钱粮任务还要降级、扣发俸禄。松江府和苏州府的钱粮任务重，竟有官员被扣发俸禄数十次，降十级八级的情况（注二）。但是，随着崇祯十四年的到来，四川贼患灾情严重的地区，已经无法从数量有限的中小地主和平民手里征到足够的钱粮了，于是地方拖欠的税赋越来越多。四川巡抚廖大亨为了自己的前程，不得不违反惯例，在春节期间严令四川各地必须完成欠税的追缴。谁曾料想，他这一关于加强税收征管的新举措，很快酿成了四川各地严重的群体事件，史称“除五蠹”。若非有神人伸手拉了他一把，他必然会乌纱落地、逮入京师，然后斩首菜市口！
成都府下辖之彭县，在省城正北偏西一点，离成都府城中心点蜀王府不足百里。周围的新繁县、灌县、郫县、新都县、汉州（今广汉市），大都同属于都江堰灌区。这些州县，不仅富庶，也是王庄密布之处。
崇祯十四年正月的最后一天，在朱平槿离开碧峰峡前往天全的同一天，彭县县衙的后衙花园中，一位身着青布长袍的干瘦老者正含笑着坐在竹圈椅中，与几个年轻学子闲谈碎聊。
“老大人真是好手段！一番简单布置，便让那些胥（XU）吏衙役干劲朝天！”一位县学里的学子由衷地赞叹道。
另一位年级大些的书生也摇头晃脑地赞道：“那些胥吏衙役，不过是些追名逐利之徒。仗着出身本乡本土，他们哪年不在这钱粮之事上给县尊老大人上眼药、出难题？现在可好，县尊一道文书，他们为了拿到公事银子，只得四乡八里到处追缴欠税。学生以为，县尊老大人此举有三妙：一妙是县里追缴了欠税，来年考绩必定会上上。朝廷奖掖能员，赏老大人一个州府也是应有之题；二妙是以欠税折抵胥吏衙役的公事银，县里便少了好大一笔花销；三妙是那些胥吏衙役，平日里只知挑词架讼，狐假虎威，鱼肉乡里，全然不把朝廷大事放在心里。如今他们也会到乡下去挣那泥水钱了。经过此番收拾，以后老大人使唤这些须末小吏，还不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
众人交口称赞，青布长袍的老者被捧得浑身通泰，正要谦逊几句，忽然听到衙门前一阵铜锣急促地敲击声，然后渐渐便是人声鼎沸。老者正要开口询问左右，只见他的师爷从二门冲进来，在花园台阶上跘了一下，踉跄几步跑过来急道：“东翁，大事不好了！”
这位青布长袍的老者便是彭县知县王国麟。见到师爷失态的样子，王大人一脸不悦：“何事如此惊慌？长蘅，本县常教你养气，你是左耳进右耳出！外面能有什么大事？莫非献贼又杀回来了？”
师爷擦擦汗道：“东翁，不是献贼，是那些欠税的刁民！他们聚在衙门口闹事，口称要除掉衙蠹！为首的便是那两个豪民，他们正在敲锣召集人手呢！”
“还是王纲、仁纪那两个不老实的家伙？”
“正是！”
知县呵呵一笑，对几个县学的学子道：“世间万事皆文章！你们来请教老夫时文，老夫倒要请教你们：这豪民聚众抗税，本县该如何对付啊？”
众学子谦让几回，刚才那位年级大些的书生推让不过，于是回道：“学生以为，老大人当尽除首恶，宽宥附众。如此，既可正国法，去邪气；又可平复县民之怨，彰显老大人拳拳爱民之意。”
知县口中唔了一声，迷着眼想想，脸上笑容更胜，显然这书生的意见深合内心。众人见状，连忙凑上来七嘴八舌附和。知县睁开眼，正待与师爷交代，眼角却晃到一位书生站在众人圈子之外，正低头垂首好像思索什么。知县微笑着叫着这位书生的字：“时中，你在想些什么，不妨说出来让本县和众人都听听。”
这位书生分明有些腼腆，听到知县大人点名，又见到同学们对他嘻嘻哈哈，更加紧张，只是嘴中喃喃道：“学生想、想，那些刁民冥顽不化，会不会铤而走险？学生想，要么把闹事之人都关了起来，要么让衙役们暂缓些催欠……”这位书生正说着，突然想到以欠账作为衙役的公事银，让衙役自行讨要，正是面前这位知县大人的得意之作，猛然间心中一惊，刹住了口，站在原地没了话说。
那位年纪大些的书生对这位学弟向来不屑。他摇摇头笑着道：“时中可能想差了！我县里就几十个衙役，怎么可能……”
他剩下的话，被衙门外一阵巨大的欢呼声打断了。知县和书生们被扑面而来的声浪震得脸色发白，正在不知所措，一个刑房书办满头油汗地急促跑来，顾不得对知县大人行礼，边跑边大声叫喊：“大人，快想法避避！那些刁民反了，刚才县丞大人率张都头出去弹压，结果张都头被扔进粪坑淹死了！县丞大人和其他衙役都跑了！小人是冒死回来报信，大人快避避风头啊！”
众人听到，哗的一声各自乱跑。师爷一把抓住乱跑的王大人大叫道：“后门！东翁，走后门！”
大明朝崇祯十四年的正月，彭县知县王国麟以欠账作为衙役的公事银，让衙役自行讨要。衙役们趁机大举追索，闹得全县百姓怨声载道。彭县地方上两位有些声望的小地主小商人名叫王纲、仁纪的，趁机在县衙前敲锣聚众，发出了“除衙蠹”的倡议。倡议受到县民的热烈响应。县中都头带兵弹压，被愤怒的民众扔进了粪坑活活淹死。彭县的“除衙蠹”运动，很快传到了临近的州县，接着又波及到了四川各地。与此同时，“除衙蠹”运动迅速扩展成了“除五蠹”运动。“五蠹”，包括衙蠹、府蠹、豪蠹、宦蠹、学蠹。许多被百姓指为“五蠹”的官府衙役官差、王府管庄管店、地方豪强流氓、缙绅豪奴恶仆、生事害人的书生秀才，被活活打死的，被抛锅里炖烂的，被推入土窖活埋的，“不可胜记”。他们的财产，大都被疯抢一空；他们的房子，大都被点燃焚烧。这场自发的群众运动，在迅速摧毁荼毒百姓的黑恶势力的同时，也向所有人展示了它恐怖的另一面——群众运动所固有的无序性和它那令人颤抖的破坏力！
不管朱平槿是否愿意，这都将是对他穿越以来所经历的第一次重大考验。
注一：以下数据引自顾诚先生文。
注二：摘自《崇祯上吊的死弯》